沈從文《邊城》，列世紀百強第二。據台灣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年版校書。
劉洪濤：「文學大師」沈從文聲譽沉浮始末
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沈從文的聲譽或許是起伏最大的一個。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壇領袖，四十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紅色作家」的指斥，沈從文退出文壇，長期被塵封土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沈從文的聲譽鵲起，「大師」的讚譽不絕於耳。人們對沈從文聲譽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詳情卻未必了解。筆者將以往七十餘年對沈從文評價變化的若干重要細節作一梳理，以饗讀者。
一、退出文壇
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刊發在一九四八年香港出版的《抗戰文藝叢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責他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還說沈從文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同期《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沈從文的《熊公館》發表在《國聞周報》上，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樸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正躊躇滿志醞釀宏偉寫作計劃的沈從文以沉重打擊。一九四九年初，北京大學校園裏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
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懾於文章標語的凜然氣勢及對其背景的憂懼，沈從文自殺未遂，從此退出了文壇。
事實上，郭沫若馮乃超討伐沈從文，只是左翼批評的登峰造極之作，此前此後，對沈從文的類似批評屢見於報章。論者多用階級鬥爭理論、典型化理論理解他的作品，如韓侍珩《故事的複製——評沈從文著＜月下小景＞》（一九三四），賀玉波的《沈從文的作品批判》（一九三六），凡容《沈從文的（貴生）》（一九三七）等，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在三四十年代，沈從文還因「京派與海派之爭」，「禁書政策之爭」，「『差不多』問題之爭」等文藝論戰，被左翼批評家批評過；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在創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們的種種非議。新中國成立後，新文學逐漸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學科。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一九五四），丁易的《中國新文學史略》（一九五五），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一九五六）這三部學科奠基之作中，沈從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論者發展了左翼批評家的主流觀點，並將其系統化。隨著政治形勢日益嚴峻，沈從文作為一個「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現代作家，終於從「純潔的」的文學史上消失了。
二、再受關注
沈從文一生著述浩繁，剛剛出版的《沈從文全集》三十二卷，一千多萬字。二十世紀中國產生這樣一位作家，是一個奇蹟，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謾罵抹黑以及漠視能夠抹殺的。
對沈從文文學地位的正面評價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左翼批評同時出現。魯迅早期雖對沈從文產生過誤會，在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沒有收沈從文的作品。可是據斯諾回憶，魯迅在與他談話，回答誰是現時中國最優秀的作家時，提到了沈從文的名字，這說明魯迅後來對沈從文的看法發生了變化。另二位文壇巨匠周作人、老舍在一九三四年回答期刊提問，他們最喜愛的書是什麼時，都提到沈從文的《從文自傳》。這些關於沈從文正面的議論和態度，包含了一些學術評價的成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此外，蘇雪林在《沈從文論》（一九三四）一文中，更對沈從文的作品進行了分類比較，並嘗試確立他在文壇上的獨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義。劉西渭在《＜邊城＞與＜八駿圖＞》（一九三五）中力圖提煉沈從文創作的美學特徵，他對《邊城》和《八駿圖》中詩意和美的發現與品評，給人清新的感覺。但總體來說，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正面評價是零散的，感性的。
七十年代後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撥亂反正伊始，沈從文在經歷了長期塵封土埋之後，重新受到重視。這個時期對沈從文的評價明顯帶有論爭性：被激情鼓動著的新銳研究者，要求對沈從文重新評價；保守者從維護傳統出發，拒絕接納沈從文這樣的「異端」。兩種傾向的衝突釀成多起事件，如一九八○年，丁玲寫《也頻與革命》，一九八三年，朱光潛的《關於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歷史地位將會重新評價》，都引發了討論。爭論的結果，對沈從文的認識逐漸回到常識和理性的層面。隨著沈從文聲望鵲起，素稱謹嚴，帶有蓋棺定論性質的文學史著述，如唐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一九八四）也把沈從文吸納進來，在「五四文學傳統」中給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沈從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區。
在六七十年代內地學術沉寂之時，香港和海外的沈從文研究，在王潤華、司馬長風、夏志清等學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滅。八十年代，又一批海外學者如聶華苓、金介甫等，對沈從文進行了更深入、更具創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隨著他們的著述在內地傳播，他們對沈從文作品中區域文化、歷史的考證和研究，以及人物內涵和文體形式的現代性的研究，給內地學者以極大啟發。此外，日本的沈從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實物考證等方面也卓有成效。八十年代中期以降，國內沈從文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取得了突出成績。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係，與湘西區域文化的複雜聯繫；沈從文在五四新文學傳統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學中的地位，在鄉土文學中的地位；沈從文思想、人物、敘述方法的現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虛構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關係研究，小說文體及語言的研究，沈從文後期藝術試驗得失的研究，創作心理研究等等。國內外學者豐富的研究成果，為九十年代後期沈從文在文學史中地位的直線上升作了必要的學術準備。
三、新的座次
由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掀起的現代作家重新評價潮，又趕上世紀末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個獨特的學術現象：作家排座次。
在文學史的序列中，給沈從文以明確的崇高地位，金介甫是第一個。他在《沈從文傳》（時事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七月中文版）引言中寫道：「在西方，沈從文的最忠實讀者大多是學術界人士。他們都認為，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有些人還說魯迅如果算主將，那麼沈從文可以排在下面。」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西方漢學家的普遍意見。在這段文字中，「少有的幾位」、「偉大」的說法，以及和魯迅並列，都是極高的讚譽。
一九九四年，王一川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分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四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庫以「文學大師」標目，其小說卷將魯迅、沈從文、巴金、金庸、老舍等九位小說家的作品收入，卻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強烈反響。在文庫的小說家排名中，沈從文列第二位。編者給沈從文獲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借湘西邊地風情而對中國古典詩意的卓越再造」；此外，近年對沈從文頻繁使用的「大師」稱號肇始於此。
一九九五年，錢理群、吳曉東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七位現代作家的名單。他們在《「分離」與「回歸」——繪圖本＜中國文學史＞（二十世紀）的寫作構想》（載《文藝理論研究》一九九五年一期）一文中寫道：「在魯迅之下，我們給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評價與更為重要的文學史地位，即老舍、沈從文、曹禺、張愛玲、馮至、穆旦。」沈從文在全體現代作家中排名第三。
一九九六年六月，《亞洲周刊》推出「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對二十世紀全世界範圍內用中文寫作的小說進行排名，遴選前一百部作品。參與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內外著名學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曉明、謝冕、王德威等。在這一排行榜中，魯迅以小說集《吶喊》位列第一，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單篇小說計，《邊城》則屬第一。
這些產生於二十世紀末的排名，有的針對作家沈從文，有的針對小說家沈從文，有的針對沈從文的個別小說，雖然範圍大小不一，卻都在二三名之間。在世紀的轉折時期，一些作家或被讀者遺忘，或被史家遺棄，而沈從文卻躋身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最傑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這種變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噓。
早在三十年代中期，沈從文就頗為自信地寫道：「——說句公道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我沒有方法拒絕。」（《從文家書．湘行書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