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0年的達芝先生，常常同朋友們歡喜討論到死的事情。這脾氣的養成，是很需要一些解釋的事了。一個信託公司的會計，人肥，平時又絕對小心（不做標金生意，不做大條，不買賣九六，不談七長）；總而言是一個穩穩噹噹的人物。每到月終則自己簽好一張知單，寫上月薪的數目，送到經理桌子上去，再簽一個字，拿下來，取了錢，放到皮包，勻出二十塊，回家時就把其餘一百八十送把人才賢惠的太太保管，這樣一個人物，要他厭世自殺那自然是很不容易了。自己既少自殺的理由，又愛討論死，那最好的解釋，就是要消遣，方便的原故，所以常常談到死了。
這個人據說是曾在年青時節，親眼見過用刀砍頭一千人，用槍打死四百人，用其他方法開腔破腹取膽割肝一類事情又五百人，所以縱然每天與同事們談到死的問題，也好像這故事絕對不至於重複，仍然非常動聽的。他告給朋友，一個用刺刀扎胸脯的人將死時如何好笑，一個不懂規矩的鄉下老被殺時又如何好笑，一個把大腿砍下的人仍然是如何好笑，說到這些時，他自然自己不會發笑，但聽到這個故事的人卻不得不發笑了。聽他故事的人就是在公司里的同事，營業部，地產部，國際匯兌部，這裡那裡所有的同事。全是我們所尊敬的社會上有學問的人物，從歐洲大陸，從日本，從國內各大學，受過完完全全的教育，學過商法或高等數學，穿衣服很體面，同外國人能夠自由談話，辦事一點也不苟且的有職業人！這些人照例的辦辦事，按月領薪水，按收入租房子住，平常辦公以外，休息時節，就各以報紙作根據，對於政治胡亂下一點批評，對於女人又加以一點意見，為一種小事情共同打著哈哈，再此外就是聽達芝先生說死亡了。
提到死亡時，這些上等人也常常有把上海報紙上社會新聞欄所見的自殺一欄消息提出，作為大家談論中心的。到這時節達芝先生可不及一個學統計的同事了。這同事能夠把每年的每月每天的自殺作成很好的統計，什麼日子適宜於自殺，什麼時間有謀殺或自殺，那個人卻知道得非常清楚。不過其餘的同事，既不是講學，又不是算賬，要明白那枯燥無味的數目字有什麼用處？所以達芝先生的故事，就仍然可以繼續學下去了。
有這樣一天，達芝先生到一個朋友買辦家去喝酒吃飯。坐過席，散席了，大家吸煙，我們是不必嘵舌，也知道照老規矩這些有身分的人身體大多數是很胖，而買辦家的沙發又照例是柔軟和舒服的。達芝先生用一個胖子的體裁，拉斜躺到那客廳中柔軟大椅子以後，是開口的時候了。
有一個同席吃酒的商人，就向達芝先生領教。他說：
「大爺，你頂會說我們這些人歡喜聽的故事了，但你只是說別人的故事。你是不是也可以告一個你自己的故事？」
許多肥大的巴掌一拍，達芝先生估量了一下那問話的人，團頭團臉，從那色氣上看，卻看得出這人是在交易所一類地方失意人的樣子，就說：
「老闆，你是不是要知道我死後的經驗？若果是這樣，對不起，我不能把這個事情見告。」他這樣子一說就諷刺到了那投機商人的末路。
一九四0年是中國商人也懂到了諷刺，比十年前大學生藝術了一點的，於是那胖子紅臉了，分辯說是「我只想知道你是不是也想到自殺。」
許多肥的巴掌又拍了一通，達芝先生承認自己也想過這事了。
下面是那故事。
他說：我是想到過自殺的，且几几乎也真去自殺的人！十年前我是上海XX學校一個商科學生。我家裡情形並不壞，每年除了分三期匯六百塊錢給我以外，還另外有四十塊錢醫藥費。為什麼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名分？那是因為家裡有錢的一個頂可笑的理由罷了。那一筆費用是要我按到節候買一點魚油參茸丸之類吃吃的，我是不是當真把這款子用到補劑上，那看看我這時身體就可以明白了。我這時還並不十分結實，這就可知當時那一筆錢是消耗在另外事情上去了。
一個大學生，用錢的方法還會有許多種么？一個一九二八年左右的大學生，若是還有一點兒錢，還有一點兒頭腦，不消說，是並不落伍在時代後面的。我也就是這樣把這錢用得很恰當，制了很體面的幾身衣服，很好的鞋帽，因為這體面裝飾，我人自然也不見得什麼不體面了。
那個時節的中國XX一隅，論到學校保守方面，恐怕是只有我那學校的。為什麼以我這樣的人當時進到那個學校，現在想起來也似乎很奇怪了。不過比我還標緻的似乎還有人，那理由，或者就是那學校的工課好了。我如今的本領你們都得承認是我到那學校學來的，就是「保守」，當時覺得不大合式，如今上了年紀，在這有秩序的生活上，也覺得應當感謝那學校給我的好影響了。
保守，這意義要我來說，就是我那學校對於男女事情，稍稍給了我們一點「限制」。這對於一個人自然是很有用處的事，因為當時風氣是使一些懂事的教育家，全明白限制是最賢明的措置。當時其他的不限制，本來使他們上年紀一點的人搖頭的事也太多了，據說有些那學校是專靠到「不限制」得到很多的優秀青年的歡迎，學生特別增加的。不過限制是雖然限制，我們學校的人數仍然到一千以上，這數目，自然並不是一個頗小的數目了。並且一個聰明一點的學生，對於校規這樣東西，正如同一個社會上的聰明人對於國家法律，只要明白，就不會被那東西拘束的，我當時，自然就是一個不大受拘束的學生了。
我到那學校，第一年，可不行，我的工課使我常常連好好的打一個領結的空暇也沒有。我得學許多必修工課，先得把這些工課名目完全弄清楚才行，這個不是笑話，有些人是永遠也不會一目了然這些名稱的。法學通論，史學常識，文字學，倫理學，商法，英文，高等代數，媽媽伯伯，你瞧，到這時要背誦這些名稱也不能記得完全了。一個大學生你想想多苦，你在任何時候皆不需要的也得記到，把名稱記清楚了還得研究內容，有月考、有季考，這意義就是說一個大學生好歹要經過這些好像不很合理的訓練，能夠把所有注意力集中到這些東西上面，逢考時，做出很好的答案，就是好學生，一百分；若是你不願意這樣照規矩生活，要畢業就難了。一九二八年左右「大學畢業」這意義是很深的。當時教育家也好像很有些聰明人，明白這個不實在了，但是他若果是聰明，就只有更注重秩序一個辦法去了，因為大學這意義，在當時是指的養成社會上合用的一種東西，那個時候中國很有些優秀的軍人，常常打一點仗，且用很好的名義使青年人勇敢的去犧牲，那是需要大學生的。租界上外國人的投資日益加多，需要許多中國人幫他們辦點事情，這個也是大學生的出路。教會事業的發展，聰明的美國商人，雖花了很多的錢在中國內地各處辦了大學，培養那種「對美國表同情」的人物，謀貨物的暢銷，但另外仍然還需要大學生，懂物質文明，這又是中國那時大學發達的理由。不過我這些得近於空話了，我得說我在學校怎麼樣就要自殺。
先是說第一年的情形了，第二年其實也仍然是一個樣子。不是學校限制我們，也不是工課限制我們，若果是學校限制得我們，那我早就轉學了。工課這東西，凡是上過大學念三兩年書的人，是全能明白它最先雖能妨礙打領結，妨礙談天，妨礙睡覺，但稍稍久了一點就曉得工課的嚴格，還反而增加我們一種偷懶機會，說到工課，我倒得佩服懂教育的那一類上等人了，因為一個二十歲以上的人，若果不為一點點工課把頭腦消磨，這充滿了生命隨時皆可以炸裂的頭腦，在興奮中是可以一躍而進到一個最高的天才發展的。可是許多很聰明的年青人，就因為在工課上就得到完全的喜悅，滿足了自己願欲，天賦的長處卻完全埋沒了。但是學校不限制，工課也不限制，是為什麼原故使所有同學很像老實規矩？什麼理由也沒有，就只是十年前的一九二八年左右，男子同女子全是一種秀才同小姐改造的東西。革命的敷衍，在政治上是日見其糟，思想革命的不徹底，加以在十年前作大學生的男女，全是生長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家庭里，培養得無法使其健康，因此大學生總是那樣子，男子擁護到君子的美德與名士的惡德，女子則具命婦的莊嚴同婢妾的放蕩。各人皆妥協到兩重道德下做人，做人的權利同義務也總是糾紛不清，譬如處世立身，則男女皆學君子命婦，一到戀愛則就需要風流名士同多情才女了，若一個人真顧全到身分，戀愛就永遠不會同他接近。光明的戀愛，這樣是不適於一九二八年的。因為這樣情形，學生們故事很少也是自然的道理了。就因為那時的男女是那樣子的男女，我仍然得了方便，就是用我的長處使一個同學歡喜我了。這事情的發生是我轉人三年級的第一個月。也是那一年XX學校女學生才格外多。女人為什麼會同我好，那是簡單極了。我是一個在平時很風流自賞的學生，更好的事是那時節中國新文學運動才有十年，若果我有意做一個詩人或文人，我就隨隨便便看幾本詩集或幾本小說，稍有所會心就勇敢的自己動手來寫，一有機會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