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這應當是天生的了。據說一個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對中國一切不如意，對外國不拘如何總覺得非常合式，這情調，在中國此時，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則為其中之一。比起幾個上海人來，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別人的懇切。不過如像盼望萊加米兒夫人出世，這類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願意他的詩拿到那大聚會場中去朗讀，比較一樣不能，近於「文學的清客」這一流人，希望沙龍自然更合理一點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來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國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東，比較起來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羨慕的。他們住環龍路，住善鍾路，不是從路的名稱上可以聯想到法國詩人，就可以從名稱上想到有錢的猶太人，異國情調較深的人，是可以從這類名稱上得到靈感或傷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卻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說法，「一出門可以得到一種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應當是什麼？他只能想到《三國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這靈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環龍路或金神父路，縱不能有詩興，至少豈不是也應當想到上帝的偉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為懷么？
因為天生具異國情調，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學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應有的脾氣都完全具備了。他愛喝一點酒，威士忌，白蘭地，紅酒，可不論，中國花雕與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覺得煙是外國煙好一點，純一點，如酒一樣。他覺得咖啡比龍井有益身體一點，雖知道中國茶運出去不少，但總以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國人買去簡直是拿去燒，當香料。在飲食上一切是中國不行，在服裝上也如此。他以為絲織物除做襯衫外其餘全不合衛生，毛織物則極其相宜。他又以為在人的本身美觀上著想，也是外國一切高明的，中國人總不大像人。中國人不大像人，這話像是別人說過了的，他也彷彿如此感到了。
總而言之中國他覺得是不好的，異國情調之深常常使這詩人苦惱過著日子，這苦惱卻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個天才那裡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談中國文化的人，以為該死。他自己，則中國文化是什麼，他沒有求得結論，西洋文化是什麼，同樣也沒有求得結論。正因為兩者不大明白，倒一無粘戀，勇於將異國情調加深。莫名其妙，而以為中國一切糟糕，願意生存於西洋物質文明、或小說傳奇情形中，吉先生與一般具有異國情調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這事。在言語中稍加嘲弄，則吉先生即臉紅血涌，氣勢凌人，非加以辯解不可。否則在另一時即把這人列入「不可救藥國民」之一。說是不可救藥，也未嘗無法救，不過除了信仰，恐無他法而已。否認西洋文化以為淺薄者，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還可惡，這人雖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願與之來往的。有名而缺少異國情調，不過一中國文人而已，是無法與世界文人並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認東西文化並不深懂，這謙虛態度，聽者是應當在了解以後而加以敬視才行的。他說的話用意總不外乎如此。他以為自己是謙虛的，我們不能誤認為實在，認了真就掃興了。世界上謙虛是不可少的，因為謙虛則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謙虛了。
有些時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數是想起了尼采，或勃朗寧，或拜輪時節，才把另一種為人氣分減少的。這樣事在別人，也許將說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認自己是無時無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認了的事別人就無從借詞批評了。因此縱矛盾他也似乎無事不應當受人喝彩，拘束與放縱在他做來總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對於這異國情調而懷疑的他將原諒他，期待另一時彼人的覺悟。他是因為能原諒人自己才常覺到偉大的，這個話在先似乎說過了。
他不願別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見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慮及這件事，所以他解釋的時候很多。凡在連解釋也無法糾正他人觀念時，他始泰然如古之賢人，在患難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洒脫，度過一日。遇到這種情形越多，他的異國情調便越濃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較之今人為容易，引西洋人為同志又比本國人為容易，所以異國情調加濃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為有異國情調，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觀也不能以中國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惡愛憎也不同。處處不平凡，這不平凡處他故意讓別人知道。在這行為下他所期待的結果是人更能覺到他的偉大。雖偉大了，也不算，再來一次，應覺得偉大到與人不同。他行為實則拘謹如村夫子，但並不缺少一顆放蕩的心。他不欲人稱他為世故人，又不欲人稱他為一事不知的獃子，因為他自己知道的總比別人為深，然而不荒唐，是偉大處。一個道地的中國式文人，卻時時心中有異國情調，口中有異國情調，這幾乎可以說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偉大處！
別人說他為呆，這事情也總有過吧。自己因為記著一句名言，「凡偉大者多為獃子」，就覺得自己也很呆，或竟處處裝呆，這事也有過吧。若有人告給吉先生，說「偉大者多為獃子」，下面還有一句「凡獃子倒不一定是偉大」，他是不大理會的。聽這話的吉先生不能理解這話的用意，他只以為凡是這樣便近於「搗亂」與「小聰明」。小聰明他看不起。在這些人身分上吉先生是不饒恕人也不望這些人理解，只以「不屑」二字了事的。不屑與爭，那真應當說是偉大啊！可是許多不必爭的小事，也無端爭持起來的情形，並不少，那又當別論。在別一意義上，吉先生自然仍有感到自己是近於偉大的呆處，不至於發現那矛盾自慚的一面，這事除了吉先生任什麼人也不行的！
他仰慕中世紀騎士，以為這比中國燕趙俠客是不同的。他信仰耶穌，不信仰玉皇。他歡喜聖誕老人，卻不到財神廟磕頭。他恨中國的巫卜，並不否認西洋的催眠術。這中愛憎由他自己解釋，便是基於「異國情調」，在別人，也許可以說是頭腦過於簡單的。
比任何人還誠心的，是他盼望有提倡藝術的什麼夫人出現。平空掉下還是請人提獎產生，可不論。這人應當是年青寡婦，有錢，美，極能理解天才的思想。有這樣人到中國，於是「文藝復興」了。他能成天到這人家中的特備的凈室住下，在客廳里讀他的傑作與一切男女聽，在筵席上吃到比在別的酒樓茶座那類地方還好的精緻可口點心，那麼，他願意再不離開此地方了。因為這種人一時不能出現，他是抱怨過生在中國作詩人很倒霉的。
使詩人不能享詩人的福，是政府的過錯！連年打仗是該詛的，當局不像別一國家對文學傢具敬意也是可恨的，他站到這一點上發生感想時，卻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了。無政府思想他是不否認的，可是政府若合他的理想時，他決不堅持反對。他只期望一個足以發展他長處的政府，可惜的是好政府如好女人一樣，都不容易遇到。遇到了，離得很遠，也莫可奈何，譬如……據說詩人是永遠在希望中生存的，吉先生當然也這樣辦了。他希望未來世界是光明的，而他的名聲也比眼前為好。可不知道他曾希望過他做的詩更好一點不？「只有天是圓的，人世則永遠是缺片」，這句話若吉先生相信，那他真不必再在他的詩上求完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