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解釋」中國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會政治經驗的豐富礦藏，不是本書的任務，需要寫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這剩下的幾頁篇幅，仍可能為在這部渠道縱橫的歷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總航圖。
有一個很有造就的社會科學家名叫列寧。他曾寫道：「一般歷史，特別是革命的歷史，總是比最優秀的政黨、最先進階級的最覺悟的先鋒隊所想像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這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最優秀的先鋒隊也只能表達幾萬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而革命卻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別高度和集中地表現出來的時候，由千百萬被最尖銳的階級鬥爭所激勵的人的意識、意志、熱情和想像來實現的。」
這段話用於中國是很恰當的。列寧所承認的，在某種意義上簡單地來說，就是共產黨的預言難免有錯，共產黨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觀願望同現實混為一談，患有把「幾萬人」的「意識」看成是「千百萬人」的「想像」的錯覺。這固然不一定是辯證唯物主義方法的弱點的證據，卻是辯證法論者的弱點的證據。這說明了為什麼共產國際喉舌《國際通訊》或《新群眾》有時在分析一定的歷史可能性時會象《泰唔士報》或《義大利人民報》一樣是錯誤的。
中國的歷史在哪些方面證明了是比共產黨理論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預見到的「更富有內容，更多種多樣，更生動活潑，『更巧妙』」呢？具體地來說，為什麼紅軍儘管作了英勇卓絕的鬥爭，仍沒有能夠在中國贏得政權？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必須再回顧一下，而且要明確地記住，共產黨的中國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標。
關於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普遍有一種看法始終沒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資本主義的，因為它認為並不需要有一個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經濟階段，而是要馬上宣布實行社會主義。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共產黨人的每次聲明都清楚地表明，他們承認目前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鬥爭的焦點不是革命的性質，而是領導的性質。共產黨人承認，革命的領導的責任是儘快實現兩項主要歷史任務：一是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和實現民族獨立（那就是把中國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來）；二是推翻地主豪紳權力，實現民主（那就是把群眾從「半封建」中解放出來）。共產黨人認為，只有實現了這兩項任務以後，才有可能轉入社會主義。
但怎麼能夠實現這種勝利呢？共產黨人有一段時間裡希望同資產階級一起來爭取這種勝利。但一九二七年發生反革命，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放棄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採取革命的方法時，共產黨人相信「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民主專政」才能領導資產階級革命——在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在推翻帝制後產沒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對於不熟悉馬克思主義邏輯的精確範疇的人來說，這些話聽來可能有些吃力。當然，如果讀者對此有研究興趣，這整個理論有一大套書（初學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論反對派》）。我在這裡只簡單地說明 一下這個論點。上面的意思換其他的話來說，共產黨人的革命觀念是這樣的：中國不可避免地要有一個民族資本主義時期，但這隻有同時在城市裡消滅外國殖民勢力，在農村裡解放農民，把土地給他們，摧毀大莊園和地主在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權力才能達到。
共產黨認為，中國的資本家階級不是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而是一個「殖民地資產階級」，這是一個「買辦資產階級」，是它主要服務對象外國金融和壟斷資本的寄生物。它無力領導革命，只有通過完成反帝運動，消滅外國統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農民能夠領導這樣一場革命一直到最後勝利。共產黨要做到使工人和農民不會把勝利的果實拱手讓給他們通過革命而解放出來的新資本家，象法國、德國、義大利所發生的那樣，事實上除了俄國以外，到處都是這樣。相反，工人和農民要在一種「新經濟政策」時期，一個短短的「有控制的資本主義」歷史時期，然後在一個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保持政權，在這以後才最後迅速過渡到社會主義建設——在蘇聯的幫助下。所有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一書中有所說明。
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重複說， 「驅逐帝國主義，打垮國民黨目的是要統一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這一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更高階段。這就是蘇維埃的任務。」
但是，考慮到他們一定也充分認識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礙，有什麼理由會使中國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認為他們能夠在歷史的大峽谷上完成這個大跳躍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樣。那次大跳躍把俄國人民從封建帝制一下子帶到了社會主義階段。據說，這是在兩個條件下做到的，而這兩個條件在中國也可能實現。托洛茨基說得極為簡明扼要：「屬於完全不同的兩個歷史範疇的兩種因素相互結合和相互滲透，那就是資產階級發展初期才有的一種運動——農民戰爭，和資產階級發展衰亡的標誌——無產階級起義。」
在中國大革命高潮，在農民群眾和無產階級中間存在著必要的革命情緒。但是同產生俄國革命的情況有許多差異。其中有一種差異十分大。封建主義殘餘在俄國甚至比中國還要明顯，但是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一個「被壓迫民族」，而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是一個「壓迫民族」。在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要打敗一個階級，它本國的資產階級兼帝國主義階級，而中國革命卻要對付一個有雙重人格的本國敵人——它本國的新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既得利益。理論上來說，在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人以為他們敵人的這種雙重性質會被他們自己的進攻的雙重性質所抵消，那就是他們的進攻會得到他們在世界上的「無產階級盟友」和「蘇聯勞動者」的援助。
共產黨人在一九二七年後沒有能夠奪取政權的原因基本上很簡單。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所存在的條件和性格。這個階級人數很少——中國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沒有經驗，文化水平低，疾病叢生、營養不良、飽受恐怖，中間又有童工和女工占多數，力量遭到進一步削弱，還受到本國和外國資本的非筆墨所能形容的雙重剝削，這樣的一個階級即使在獨立的中國也很難發揮它的政治意志。但是它受奴役的最不利的一個條件還在於中國現代工業集中在外國控制的地區，這些地區里的工人是相互隔絕的。
中國產業工人幾乎有三分之一集中在上海，在六、七個世界強國的炮艦瞄準之下。在天津、青島、上海、漢口、香港、九龍以及帝國主義的其他勢力範圍中，大概集中了中國產業工人的四分之三！上海是個最典型的樣本。這裡有英國、美國、法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國的士兵、水兵、警察，所有國際帝國主義的勢力同本地的土匪流氓和買辦階級這些中國社會最腐化墮落的成份結合起來，一起「合作」，對赤手空拳的千千萬萬工人揮舞棍棒。
這些工人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組織自由。只要本國的和外國的警察力量的雙重製度存在一天，要動員中國產業無產階級採取政治行動，是完全不可想像的。歷史上只有一次——在一九二七年——打破過這種制度，當時在短短的幾天里，蔣介石利用工人取得了對北洋軍閥的勝利。但是他們馬上遭到鎮壓，這是歷史上最令人喪氣的一次流血事件，得到了外國列強的認可和外國資本家的財政援助。
因此，要在城市中舉行起義，這種嘗試總是註定要失敗的。南京政權能夠而且事實上也的確依靠外國列強在通商口岸據有的工業基地，依靠他們的軍隊、大炮、巡洋艦、內陸警察、內河炮艦，依靠他們的財富、報紙、宣傳、特務。儘管這些強國直接參与反紅軍的戰爭的事例不多，這一點無關緊要。在必要的時候，這種行動確實發生。但是他們的主要貢獻是鎮壓產業工人，為南京提供軍火飛機，串通一氣，把共產黨概稱為「土匪」，若無其事地否認內戰的存在，使得「不干涉委員會」（象今天在西班牙那樣）這個令人為難的問題根本不會出現。
由於工人從一開始就處於這種無力狀態，由於在城市中沒有能力贏得一個重要的工業基地，無產階級的先進領導人不得不依靠農村地區，那裡的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保持著社會主義的目標和思想，在實踐中卻有了一種土地革命的經濟性質。在農村地區，共產黨希望最後終於能積聚足夠的力量可以先在一些外國勢力不那麼牢固的城市基地進攻南京政權 ，然後希望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下進攻外國勢力的通商口岸的堡壘。
但是帝國主義強國是南京反對共產主義的客觀盟友，而共產黨希望從世界無產階級那裡得到的援助卻沒有實現。雖然在《共產國際綱領》 中明確地承認，象中國那樣的半殖民地國家，無產階級運動要勝利，「只有從已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即蘇聯］得到直接援助才有可能」，可是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