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的友好姿態、他的撤銷剿匪總部、取消新圍剿計畫以及上述各種其他命令和決議，共產黨也有很深刻的印象。一切戰鬥都已停止。國共兩軍實際上共同和平佔領著好幾個邊界地區。蔣介石本人表示願意容忍（至少暫時）紅軍的存在，只要他們遵守三月十日電報中提出的諾言。
在西安事變期間，紅軍佔領了大批新擴展的地方。在陝西省，它現在佔了一半以上的面積，包括渭河以北的幾乎所有地方。在他們五十來個縣份里——面積在六萬到七萬平方英里之間，大體上等於奧地利面積的兩倍——共產黨所控制的領域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塊地方。但在經濟上這個地方很窮，發展前途極為有限，人口稀少，大約不到二百萬。
但這個地區戰略上極為重要。共產黨可以從這裡出發封鎖中亞的貿易通道，或者打通同新疆或外蒙古的直接聯繫。假如與日開戰，這個邊境線的有機價值是很明顯的。這是日本無法封鎖的僅有的兩條中國邊境線之一，也是供應來源之一。新疆有一半以上，面積約五十五萬平方英里，已在一個同情中共、半獨立於南京、半從屬於蘇聯的半社會主義政體的統治下。在它東北的外蒙古自治共和國，另一個面積達九十萬平方英里的前中國附屬國——中國對它的宗主權至今仍得到名義上的承認，即使俄國也是承認的——現在則肯定是在紅旗的統治下，這是一九三六年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共同防禦條約）的結果。
在現在仍可稱為「大中華」的這個地方，共產黨控制下的這三個地區加起來大約佔前中華帝國三分之一的面積。把它們三者相互隔開來而沒有實際接觸的，只是一些政治上態度曖昧的緩衝地區，住的是蒙古人，回民，和同南京關係脆弱的邊境部落，日本侵略的威脅對他們來說倒是日益現實的。這些地區後來很可能被納入「抗日統一戰線」的圈子，在蘇聯的影響之下。這樣就會形成一個未來的龐大共產黨根據地，從中亞和蒙古延伸到中國的西北腹地。但是這一片地方都很落後，有些部分是貧瘠的草原和沙漠，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它要在東方政治中起決定性的作用，必須同蘇聯或華中，或者兩者的先進工業軍事基地結成緊密的同盟。
中共的當前收穫限於這幾個方面：停止了內戰，南京的對內政策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和容忍，對日態度趨於強硬，蘇區不完全地脫離了長期孤立狀態。總司令派赴西安的使者張沖將軍和共方在西安的代表周恩來談判的結果，在四、五、六月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經濟封鎖取消了。紅區和外界建立了貿易關係。更重要的是，雙方悄悄地恢複了交通聯繫。在邊界上，紅星旗和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象徵性地交叉掛在一起。
郵件和電報開放了一部分。共產黨在西安買了一批美國卡車，在自己區內的各主要地主之間開辦了長途汽車。各種各樣必需的技術材料開始運了進來。對共產黨來說最珍貴的是書籍。延安新開了一家魯迅紀念圖書館，全國各地的共產黨同志都寄了成噸成砘的新書來。成百上千的中國年輕的共產黨人從大城市來到陝北紅色新首都延安。到五月間，已有二千名學員進了紅軍大學（改名為「抗日大學」），五百名進了黨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民，西藏人，台灣人，苗族，彝族。還有好幾十人在一些技術訓練班學習。
除了黨的久經考驗的工作者以外，還有熱情的年輕激進分子從全國各地前來，有的長途中跋涉，步行而來。到七月間，儘管學習生活很艱苦，伙食是小米白菜，吃不飽肚子是有名的，仍有許多人申請入學，容納不下。許多人只好請他們回去等下一屆，共產黨打算再接受五千名。許多有訓練的技術人員也來了，或者當教員，或者從事現已開始的「建設計畫」。這，也許是和平所帶來的最大的眼前利益：有了一個可以自由地為革命和抗戰訓練、裝備、培養新幹部的根據地。
當然，國民黨仍繼續嚴密監視共產黨同外界的聯繫。現在對共產黨的行動已不是那麼有限制了，但是還沒有公開承認這個事實。許多非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團體也到紅色中國來考察那裡的情況，許多人來了以後就留下工作不走了。六月間，國民黨自己也秘密派了一個半官方的代表團，以邵華為首，參觀了紅色首都。他們遊歷了蘇區，在盛大的群眾大會上發表了相當紅色的抗日演說。他們歡迎國共恢複反帝統一戰線。不過，國民黨報紙是不準刊登這些情況的。
對列寧的擁護者來說，國民黨地區的情況也改善了。共產黨在名義上仍屬非法，但可以擴大影響，擴大組織，因為壓迫已有所減弱。監牢里不斷放出少量的政治犯。特別憲兵（藍衣社）仍繼續偵查共產黨，但是不再綁架和拷打了。還傳出消息說，今後藍衣社的活動主要集中對付「親日漢奸」。後者有一些遭到逮捕，有幾個領日本津貼的中國特務第一次真的已被處決。
到五月間，作為讓步的交換，蘇區準備改名為「邊區政府」，紅軍已申請作為國民革命軍編入國防部隊。黨和紅軍的全國代表大會五月和六月分別召開了。會上作出了決定，要採取實現同國民黨合作的新政策。在這些大會上，列寧、馬克思、斯大林、毛澤東、朱德和共產黨其他領導人的畫像同蔣介石和孫中山的畫像掛在一起。
這些現象反映了共產黨方面總的來說願意在形式上和名稱上作必要的讓步，同時又保留他們在主義上和綱領上的基本內容，和他們的在自治條件下的存在。國民黨口頭唱得好聽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象在大革命時期一樣又受到共產黨的尊重。這不是蔣介石的三民主義，因為共產黨給了他們自己的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很明顯，馬克思主義還有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他們是決不會放棄的。他們所採取的每一新步驟、所作的每一變化，都是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來進行檢查、辯論、決定和結合的，而且也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共產黨並沒有放棄無產階級革命，這仍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共產黨政策的最重大變化是停止實行沒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對南京和反對國民黨的宣傳，答應給一切公民平等權利和選舉權，不論他們階級成分如何。其中最直接影響到紅色經濟的，自然是停止沒收土地。這並不意味著在已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方把土地還給地主，而是同意在共產黨新控制的地區放棄這種做法。
為了補償由於這種讓步而造成經費的短缺，蔣總司令同意——儘管不是正式地——把蘇區視作「國防地區」的一部分，並且按這種地位拔給經費。第一筆經費（五十萬元）是在蔣介石回南京後不久付給共產黨的。國民黨的貨幣有一部分用來收回蘇區貨幣，還有一部分購買製成品給合作社（現在存貨充沛）和購買必要的裝備。這些錢沒有一文浪費在薪水上。財政人民委員仍靠五元錢一月生活！南京每月經費的確切數字在本書寫作時仍在談判中——事實上，未來合作的具體工作協議也還在談判中。
六月間，蔣介石派私人座機到西安接共方首席代表周恩來到中國夏都牯嶺。周恩來在那裡同蔣介石及其內閣作進一步談判。討論的問題有共產黨要求參加定於十一月召開並通過「民主」憲法的國民大會。據報道，已經達成協議，「邊區」可以作為一個地區派九名代表。
但是，極有可能，這些代表不會稱為「共產黨人」的。南京還沒有公開承認這次所謂的「復婚」。它寧可把這關係看成是納妾，她行為是否端正還有待證明，而且為了外交的緣故，這種關係在家庭圈子外面還是少談為妙。但是即使這種偷偷摸摸的「結合」，也是令人震驚地公開反抗日本，這在幾個月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同時，日本自己的（通過媒人廣田）與南京體面地結成「反共」婚姻的要求，終於被拒。這也許是南京外交政策終於有了根本變化的最後的明確跡象。
對於並不熟悉中國政治的天真的西方觀察家來說，這個結局似乎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因此在分析它的意義時可能犯嚴重的判斷錯誤。當然除了中國以外世上別的地方是不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的。在經過了十年最激烈的內戰以後，紅軍和白軍忽然攜手合唱《友誼地久天長》。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紅軍變白了，白軍變紅了？誰都沒有變。但是總得有人得了利，有人失了利？是的，中國得了利，日本失了利。因為看來似乎是，由於第三方面因素——日本帝國主義——的插手，極其複雜的兩方之爭，再一次推遲了決戰。
因此要大略知道紅色的天際上出現的前途，我們必須看一看帝國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所飾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