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總司令在西安蒙難的經過，已由總司令本人這樣一個權威人士在他嫵媚的夫人蔣宋美齡的得力合作下寫了出來。 凡是沒有讀到過他們這本敘述中國歷史轉折點的這一插曲的引人入勝的書的，筆者竭誠奉勸一讀。我不知道近代還有什麼別的文件比它更加扣人心弦，更加富有戲劇性了，而且也不知道有什麼文件，能夠為對中國有所了解的讀者，把中國的統治者的性格和心理集中在這麼分明、這麼生動的焦距上。
因此，這裡所提供的事實，淺意只是作為這位行政院長兼總司令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的大作的些微補充。他們認為西安事變是個暴行，有損於他們感情極其激動的口口聲聲要實現的個人使命，因此給我們提供了這部關於他們經歷的主觀記述。但是由於這些事件嚴重地危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自然使他們極其謹慎克制，如果是在私下，他們大概會第一個承認，由於政治的原因，由於必須保持所處職位的尊嚴，他們不得不把許多有價值的材料略而不提。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人是一個實用主義者的民族，大多數中國人評斷西安事變基本上不涉及倫理道德觀念。中國歷史上當然充滿了類似的事件，特別是在描寫封建鬥爭的舊小說中，這是中國將領幾乎每個都背得滾瓜爛熟的。而且近代的先例也不少。一九二四年，「基督將軍」馮玉祥把當時的中國大總統曹錕逮捕幽禁，強迫他接受他的政治要求。馮玉祥在公眾心目中的人望迅速上升。他今天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副委員長。最近的其他例子是蔣介石本人提供的。他在不久以前「扣留」了已故的胡漢民，後者是他的「把兄」，國民黨中的長輩和勁敵。另一個例子是綁架李濟琛將軍。蔣介石把他扣留在南京一直到把他的政治勢力搞垮為止。
其次，必須記住中國還不是個民主國家，在政治鬥爭中常常恢複到純封建手段。在報紙遭到完全控制，人民被剝奪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人人都知道要向南京進言或者改變它的政策，只有一個有效辦法，那就是武裝示威，即中國人所說的「兵諫」，這是中國政治鬥爭中公認的一種手段。把感情暫且撇在一邊不說，可以認為張學良對獨裁政權頭子採取直接行動，是選擇了最人道的、最直接的辦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所化的生命損失最少，流血最少。不錯，這是一種封建的方法，但是張少帥要對付的人物是一個憑直覺就能了解他自己在半封建政治中的樞紐作用的人物。他的行動是根據極端現實主義來考慮的，今天一般人都認為，這一行動的客觀歷史效果是進步的。
但是蔣介石的生命是不是真的有過嚴重危險呢？
看來是如此。不過危險不是來自張少帥，也不是來自共產黨。有可能來自楊虎城。但是最可肯定的還是來自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少壯派軍官，來自有著不滿情緒的桀驁不馴的士兵，來自有組織和武裝起來的群眾，他們都要求在如何處理總司令的問題上有發言權。少壯派軍官通過決議，要求公審「賣國賊」蔣介石和他的僚屬。部隊的情緒肯定是造成把總司令幹掉的。奇怪的是，如今卻要由共產黨人來說服他們饒他一命！
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政策始終沒有明確地解釋過。許多人認為，共產黨為了要報蔣介石對他們進行十年無情戰爭之仇，現在一定會得意洋洋要求把他處死的。許多人認為，他們會利用這個機會與東北軍和西北軍勾結，大大地擴大自己的地盤，與南京進行新的爭奪政權的大決鬥。實際上他們一點也沒有這麼做，他們不僅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而且還主張由他回到南京去擔任領導。甚至蔣介石夫人也寫道，「同外辦看法恰巧相反，他們［共產黨］並不想扣留總司令。」但是為什麼不想扣留他呢？
上文經常提到共產黨要求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南京建立民主的政體。這些口號是絕對誠實的，原因很簡單：這些口號符合一切客觀條件迫使共產黨採取的戰略的內在因素。不論在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總之，在一切方面，他們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個代議制的、多方面參加的民主政體，來實現他們當前的目標。他們清楚地看到，這樣一種民主政體，是唯一令人滿意的結構，可以團結整個民族，對日本進行反帝鬥爭，謀求獨立。而且他們充分相信，必須先有這一鬥爭，然後才談得上進一步努力在中國實現社會革命，它們兩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前者必須同時帶動後者。他們通過切身經驗了解到，在勢必要滅亡整個民族的外國威脅面前，繼續進行革命戰爭不但會進一步削弱全民放的抗戰力量，而且也會隨之埋葬革命本身的潛在力量。
毛澤東說，「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是國際社會主義勝利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打敗帝國主義意味著摧毀帝國主義最強大的一個根據地。如果中國贏得了獨立，世界革命就會非常迅速地發展。如果我國遭到敵人的征服，我們就喪失一切。對於一個被剝奪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務不是立即實現社會主義，而是爭取獨立。如果我們被剝奪了一個實踐共產主義的國家，共產主義就無從談起。」
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一論述，甚至在蔣介石被俘以前，共產黨人就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建議。在危機期間，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路線」，這種堅定性令人驚訝，而且他們的冷靜客觀態度在中國的極度個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見的。儘管客觀情況顯然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引誘，他們還是表現出黨的紀律，凡是公正的觀察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他們就看到了，西安事變對他們的中心意義是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他們同逮捕蔣介石沒有關係，他們同全國一樣感到意外。但是他們對於逮捕的結局卻起了不少作用。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消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持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 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制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 不難想像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緻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面的某個地方。」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消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里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布之前——鑒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里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了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個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