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安演出的這場驚險好戲的動機或政治背景，我們怎麼說都行，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它所選擇的時機和執行的經過，可謂高明之極。它比蔣介石在南京或上海發動的政變，或者共產黨佔據廣州的情況，其流血和笨拙程度都不知要低多少。起事計畫事先一點也沒有泄露給敵方。到十二月十二日早晨六點鐘，整個事件就已經結束了。東北軍和西北軍控制了西安。藍衣社特務在睡夢中驚起，被繳了械，逮捕起來；幾乎整個參謀總部人員都在西安賓館的住處遭到包圍，關了起來；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長也成了階下囚；西安市警察向兵變部隊投降；南京方面的五十架轟炸機和飛行員在機場被扣。
但是逮捕總司令卻流了血。蔣介石下榻在十英里外著名溫泉勝地臨潼，把所有其他客人都驅趕一空。張少帥的衛隊長、二十六歲的孫銘九上尉午夜前往臨潼，他在半路上帶上二百名東北軍，清晨三點鐘開車到臨潼郊外。他們在那裡等到五點鐘，第一輛卡車載著十五個人開到賓館門口，被崗哨喝止，就開起火來。
東北軍這批先遣人員的增援部隊馬上開到，孫上尉率部進攻總司令住處。警衛人員猝不及防，沒有久戰，不過有足夠時間讓吃驚的總司令逃跑。孫上尉到蔣介石的寢室時，他已經逃跑了。孫率部搜索，爬上賓館後面的白雪掩蓋、岩石嶙峋的小山。他們馬上就發現了總司令的貼身僕人，接著不久就找到了總司令本人。他只穿著睡衣睡褲，外面披著一件長袍，赤裸的手腳在急急忙忙爬上山時給劃破了，嘴裡也沒有假牙，身子索索地在寒冷中哆嗦著，躲在一塊大岩石旁的小洞里——這塊大岩石是長城建造者秦始皇陵寢所在地的標誌。
孫銘九向他打了招呼，總司令的第一句話是，「你是同志，就開槍把我打死算了。」孫回答說，「我們不開槍。我們只要求你領導我國抗日。」
蔣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結結巴巴地說，「把張少帥叫來，我就下山。」
「張少帥不在這裡。城裡的部隊已起義；我們是來保護你的。」
總司令聞此似乎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馬送他下山。「這裡沒有馬，」孫銘九說，「不過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蔣介石前面蹲下。蔣介石猶豫了一會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這個年輕軍官的寬闊背上。他們就這樣在軍隊衛護下下了山，等僕人送來了他的鞋子，然後在山腳下上了汽車開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孫銘九對他說。「從今開始中國必須採取新政策。你打算怎麼辦？……中國的唯一緊急任務就是打日本。這是東北人民的特別要求。你為什麼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紅軍？」
「我是中國人民的領袖，」蔣介石大聲說。「我代表國家。我認為我的政策是正確的。」
就這樣，總司令雖然流了一點血，卻毫不屈服，到了城裡，成了楊虎城將軍和張學良少帥的階下囚。
在兵變那天，東北軍和西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聯名通電中央政府，各省首腦，全國人民。這封簡短的電報說明「為了要促使他覺悟」，已要求總司令「暫留西安府」。同時保證他個人安全。提交給總司令的「救國要求」向全國作了廣播，但是到處都遭到國民黨的新聞封鎖，沒有在報上發表。這著名的八點要求是：
（一） 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 立即停止內戰，採取武裝抗日政策。
（三） 釋放上海愛國（七）領袖。
（四） 大赦政治犯。
（五） 保證人民集會自由。
（六） 保障人民組織愛國團體的權利和政治自由。
（七） 實行孫中山遺囑。
（八） 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對這一綱領，中國紅軍、中華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立即表示擁護。 幾天後，張學良派自己的座機去保安，接了三個共產黨代表到西安：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東方面軍參謀長葉劍英，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博古。東北軍、西北軍、紅軍三方面代表開了聯席會議，成了公開的盟友。十四日宣布成立抗日聯軍，有十三萬東北軍，四萬西北軍和大約九萬紅軍。
張學良當選為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主席，楊虎城為副主席。于學忠將軍領導下的東北軍十二日在甘肅省會蘭州，對在那裡的中央政府官員和軍隊也舉行了兵變，把那裡的南京駐軍繳了械。在甘肅的其他地方，紅軍和東北軍共同控制了全部交通要道，包圍了該省約五萬名南京軍隊，因此叛軍在陝甘兩省全境操縱了實際控制權。
事變發生後，東北軍和西北軍奉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立即開到陝晉和陝豫邊界。紅軍也奉委員會之命南進。一周之內，紅軍就幾乎佔領了渭河以北的陝西北部全境。紅軍先遣部隊在彭德懷率領下就駐在離西安府只有三十英里的三原。另一支紅軍一萬人在徐海東率領下繞過西安府開到陝豫邊界。紅軍、東北軍、西北軍並肩守在陝西邊界上。一方面進行這些防禦措施，另一方面三支大軍都發表明確的聲明，反對發生新內戰，重申他們純政治目標，否認有進攻之意。
為了執行八點要求，立刻採取了種種步驟，對此，紅軍在其新佔地區一絲不苟地加以執行，停止實行土地革命綱領。一切反共的作戰命令都予撤銷。西安府釋放了四百多名政治犯，取消了新聞檢查，取消了對一切愛國（抗日）團體的取締。成百上千名的學生可以自由地在人民群眾中間進行活動，在各階層中組織統一戰線團體。他們也到農村去，開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訓練和武裝農民。在部隊里，政工人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抗日宣傳。幾乎每天都舉行群眾大會。有一次參加者有十萬多人。在所有大會上，口號都是團結抗日、停止內戰。——後者對農民有現實的號召力，因為他們的糧食和牛羊已因未來的剿共戰事而被徵用了。
但是這些情況的消息在西北省以外遭到了扣壓。甚至頗受尊重的《大公報》也指出，凡是膽敢刊載西安傳出來的消息的編輯無不有立即遭到逮捕的危險。與此同時，南京的宣傳機器又拋出了一個煙幕彈，使已經弄得稀里胡塗的公眾更是莫名其妙。原來南京政府聞到兵變消息後頓時目瞪口呆，先是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常委會會議，立即宣布張學良為叛逆，撤銷他一切職務，要求釋放總司令，否則將開始討伐。人們聽到這轟動一時的新聞，反應不一，有的因蔣介石被逮高興萬分，有的大驚失色。到處出現了分崩離析的跡象。蔣介石是中國許多敵對勢力暫時得到某種程度穩定的中心樞紐。一旦他離開了這個中心地位，這些勢力就都失去了向心力，各種意見發生公開衝突，必須尋找新的組合，新的向心力，新的黏合劑。
有三天之久，沒有人知道蔣介石的生死下落——除美聯社以外，該社斷然宣稱，張學良已在電台上報告過他如何把蔣介石殺死，以及殺死他的理由。沒有人知道叛軍究竟打算幹什麼，很少人充分了解他們的立場的政治意義；甚至一些同情他們的人也因為錯誤的報道而譴責他們。南京切斷了與西北的一切通訊和交通，西北的報紙和宣言都被檢查官燒了。西安整天廣播，一再聲明不向政府軍進攻，解釋他們的行動，呼籲各方要有理智和要求和平；但是南京的強有力的廣播電台進行震耳的干擾，淹沒了他們說的每一句話。在中國，獨裁政權對於一切公共言論工具的令人吃驚的威力，從來沒有這樣有力地表現過。
我本人的許多電訊都遭到大肆刪節。我幾次嘗試要把西北的八點要求發出來，這也許對西方讀者澄清這個謎有一點幫助，但是檢查官一字也不準發。許多外國記者本人對西北近況一無所知，輕信地把宣傳工廠里所製造的一切謊言當作新聞。國民黨及其追隨者一方面竭力扣壓真正的消息和事實，另一方面卻向全世界發出一些愚蠢的謊言，使得中國更象是個瘋人院一樣的地方。竟有這樣的消息：叛軍把警察局長釘在城門上；紅軍佔領了西安，洗劫全城，城牆上掛了紅旗；張學良遭到自己部下的刺殺。南京幾乎每天都說西安發生暴亂。紅軍誘拐男女少年。婦女被「共妻」。整個東北軍和西北軍變成了土匪。到處發生搶劫。張學良要求總司令付贖金八千萬元。 日本是張學良的後台。莫斯科是他的後台。他是個赤黨。他是個鴉片鬼。他是個「死有餘辜的忘恩負義之徒」。他是個土匪。
許多最最荒誕不經的謠言也起源於日本人在中國辦的報紙，甚至日本高級官員。關於西安「赤色威脅」的「目擊者」的異想天開的報道，日本人特別多產——儘管他們同別人一樣同那個城市一無聯繫。日本人還發現事變後面有蘇俄陰謀。但是他們在莫斯科報紙上遇到了他們宣傳上的敵手。《消息報》和《真理報》正式否認責任、譴責張學良、讚美蔣介石不算，甚至捏造了一個消息來證明，西安事變是前中國行政院長汪精衛和「日本帝國主義者」共同炮製的，這種謠言同事實如此大相徑庭，甚至中國最反動的報紙也不敢想出這一招，因為怕人嘲笑。「撒謊是可以的，先生們，」列寧曾經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