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紅色中國出來後，發現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與蔣介石總司令之間的緊張關係越來越尖銳了。蔣介石現在不僅是中國武裝部隊的總司令，而且還是行政院院長——相當於總理的職位。
我在上文 已經介紹過，東北軍原來是被派到五、六個省份里去打紅軍的僱傭兵，後來卻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逐步改造成為一支受到它的敵人的抗日民族革命口號的感染，相信繼續打內戰沒有意義，一心一意只想「打回老家去」的軍隊。只有一個主張能打動他們，他們也只效忠於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日本人把他們趕出老家東北，凌辱和殺害他們的家人，他們就要從日本人那裡收復東北。這些想法同南京當時的打算是截然相反的，因此東北軍對抗日的紅軍越來越感到同志的友情，是很自然的事。
在我四個月的旅行期間，發生了一些重要事情，加深了這種分岐。在西南，白崇禧和李宗仁將軍領導反寧，他們的主要政治要求是以反對南京政府的「親日」不抵抗政策為基礎的。在經過幾星期在戰爭邊緣上徘徊以後，終於達成妥協，但這個事件對全國抗日運動起了很大刺激作用。內地有幾個地方的憤怒群眾打死了三、四個日本人，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強硬抗議，要求道歉、賠款、新的政治讓步。看來很有可能再次發生一場中日「事變」，繼之以日本侵略。
與此同時，在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的抗日運動，儘管政府採取了嚴峻的鎮壓措施，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南京間接地受到很大的群眾壓力，要它採取強硬態度。十月間日本反指使蒙偽軍在日本控制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進犯綏遠北部（內蒙），這樣的壓力就開始倍增。儘管群眾普遍要求把這看作是「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信號，但並沒有得到重視。沒有發布動員令。南京一成不變的答覆仍是：先「安內」——即消滅共產黨。許多愛國人士開始要求南京接受共產黨的停止內戰和在「志願統一」的基礎上建立民族陣線的建議，以便集中全國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這一共同的敵人。但提倡這種主張的人馬上作為「賣國賊」逮捕起來。
全國情緒之激烈以西北為最。當時很少人認識到東北軍的抗日情緒同停止剿共戰爭的決心有多麼密切聯繫。對中國大通商口岸的外國人來說，西安固然是個遙遠的地方，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聞記者去那裡採訪。近幾個月來沒有一個外國記者到過西安，對於那裡即要發生的事件，誰都沒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她在十月間到了西安，訪問了少帥。韋爾斯女士確切地報道了西北越來越加速的脈搏：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裡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行伍中間出於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些軍隊原來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萬人，如今只剩十三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感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裡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他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 公開熱情的領導之下，他在這方面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
韋爾斯女士回顧她訪問少帥的意義時說：
事實上，從這個背景來看，這次談話可能被認為是企圖影響蔣介石積極領導抗戰……包含著（在他的發言中）一種威脅：「只有抵抗外國侵略［即不是內戰］才能表示中國的真正統一，」「如果政府不從民意，就站不住腳。」最有意義的是，這位副總司令（僅次於蔣介石）說，「如果共產黨能夠真誠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國侵略者，這個問題也許有可能和平解決。」……
真是謀反的話！但是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十月間他派他的最精銳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紅軍，他到西安府，目的是為了要完成第六次圍剿的初步計畫。西安和蘭州已作好準備容納一百多架轟炸機。成噸的炸彈已經運到。據報道還準備使用毒氣。蔣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噓說，他「在兩星期內，至多一個月內即可消滅赤匪殘部。 」這似乎是唯一的解釋。
蔣介石在十月間到西安一行以後，有一點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戰爭中，東北軍已越來越派不上用場。總司令在與東北軍將領的談話中可以察覺到大家對他的新攻勢毫無興趣。張學良的一個幕僚後來告訴我說，這次少帥正式向總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陣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蔣介石回答說，「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我決不談此事。」只有到那時候才可以同俄國合作。
總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陽的大本營，監督這次新戰役的準備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師兵力。到十一月底，陝西古老的關隘潼關附近已經集中了十多個滿員師。一列車、一列車的彈藥和供應品運進了西安。坦克、裝甲車、摩託運輸隊也準備隨之而來。
但是對於這一切準備在大規模基礎上加強內戰的計畫，公眾都還蒙在鼓裡，只有西北是例外。關於西北的情況，報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說法是，紅軍已被正式「剿滅」。少數「殘部」也在被驅散之中。與此同時，綏遠（內蒙古）的防務交給了地方軍隊，他們倒打了一場硬仗。對於每天轟炸中國軍隊戰線的日本飛機，南京飛機沒有一架起飛迎戰。但是他們卻進行了頻繁的宣傳，造成一種假象，好象南京軍隊有領導防禦；同時東京和南京卻相互保證，綏遠的「局部衝突」決不允許擴大。少數中央政府軍——至多兩個師——開入了綏遠，但在部署上卻使得地方部隊不能把「抵抗」這件事搞得太認真了。當時擔心地方部隊可能真的進攻日本在察哈爾和熱河所佔據的領土。有些南京軍隊也部署在綏遠軍隊與紅軍之間，因為蔣介石認為紅軍很可能從陝西開入綏遠，企圖帶頭真的進攻日本軍隊。
這時全國民族情緒激昂，日本要求鎮壓救國會，認為抗日宣傳是它鼓動起來的。南京遵命辦事。救國會的七位最著名領導人被捕。他們都是有地位的資產階級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銀行家，一名律師，還有教育家和作家。與此同時，政府一下子封閉了十四家暢銷全國的雜誌。上海日商紗廠的工人因為抗議日本侵略綏遠等原因而舉行的罷工，遭到日本人在國民黨合作下的暴力鎮壓。青島發生其他愛國罷工時，日本人派海軍陸戰隊登陸，逮捕罷工工人，佔領了全市。在蔣介石實際上同意取締將來青島日商紗廠一切罷工後，海軍陸戰隊才撤退。
所有這一切事情都進一步在西北產生了反響。十一月間，張學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壓力下，發出了他著名的呼籲，要求派往綏遠前線。呼籲最後說，「為了要控制我們的軍隊。」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裡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十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
這封信 口氣懇切，要求報仇雪恥之心，希望恢複東北軍聲譽之情，溢於言表。但是蔣介石斷然拒絕這個要求。他仍要東北軍打共產黨。
少帥並不氣餒，他不久之後又坐飛機到洛陽去親自提出這個要求。同時他也為被捕的救國會領袖說項。後來，在扣留了總司令之後，張學良記述那次談話如下：
「最近總司令逮捕監禁了上海救國會七領袖。我請他釋放這些領袖。這些救國會領袖與我非親非友，他們多數人我連認識也不認識。但我對他們被捕一事提出抗議，因為他們信奉的原則與我相同。我要求把他們釋放，但遭到拒絕。我於是向蔣說：『你對待人民愛國運動的殘酷，與袁世凱、張宗昌並無二致。』
「蔣總司令回答說：『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動是革命者的行動。』
「『同胞們，你們相信這話吧？』
「全場數千人齊聲怒喊作答。」
但是張學良在這個時候飛去洛陽有一個積極結果。總司令同意，他下次來西安時，他要向東北軍的師以上將領詳細說明他的計畫和戰略。少帥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級的第二次駕到。但是在蔣介石來到以前，發生了兩件事，進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簽訂德日反共協定和義大利的非正式參加。義大利本來已經默認日本霸佔東北，作為交換條件，日本承認義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亞。義大利與滿洲國建交激怒了少帥，他一度與齊亞諾伯爵頗為友善。他接到這個消息以後就怒斥齊亞諾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