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保安以後，我又在外交部安頓下來，從九月底一直住到十月半。我收集了足夠的傳記材料可以編寫一本《紅色中國名人錄》，每天早上都有一個新的指揮員或蘇維埃官員來供我訪問。但是我對如何離開問題越來越感到不安：南京軍隊大批開入甘肅和陝西，凡是東北軍與紅軍對壘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東北軍。因為蔣介石已作了一切準備要從南方和西方發動一次新的圍剿。除非我馬上出去，否則就可能走不了：封鎖線上的最後一道隙縫可能給堵上了。我焦灼地等待著他們給我做好動身的安排。
在這段時間裡，保安的生活仍過得很平靜，你不會感到這些人是覺察到他們就要被「剿滅」的。在我住處不遠的地方駐有一個新兵教導團。他們一天到晚在操練開步走，打球唱歌。有些晚上還演戲，每天晚上整個城裡都歌聲嘹亮，住在營房或窯洞里的各個部隊的戰士都朝著山腳下大聲高唱。在紅軍大學，學員們一天學習十個小時，異常努力。城裡又開始了一個新的群眾教育運動，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也每天要上文化課、政治課、地理課。
至於我自己，我過著假日生活，騎馬，游泳，打網球。一共有兩個球場，一個在紅軍大學附近的一個草地上，綿羊、山羊把草啃得短短的，另外一個在西北蘇維埃政府主席、身材瘦長的博古家隔壁，是個硬地球場。我在這裡每天早晨太陽剛在山上升起就同紅軍大學三個教員打網球：德國人李德、政委蔡樹藩和政委伍修權。球場里儘是石子，救急球是很危險的，但是球還是打得很激烈。蔡樹藩和伍修權同講不了幾句中文的李德講俄文，我同李德講英文，同蔡伍兩人講中文，所以這又是一場三國語言比賽。
我對當地的人的一個更加腐化的影響是我的賭博俱樂部。我帶了一副撲克牌，到了以後沒有用過，有一天我拿出來教蔡樹藩打「勒美」 。蔡樹藩在戰鬥中失掉一臂，但不論打球或打牌對他都沒有什麼妨礙。他學會打「勒美」後，很容易地就用一隻手打敗了我。有一陣子，打「勒美」非常流行。甚至婦女們也悄悄地到外交部賭博俱樂部來。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層人物的聚會場所，晚上你環顧四周燭光下的臉孔，就可以看到周恩來夫人、博古夫人、凱豐夫人、鄧發夫人、甚至毛夫人。這就引起了旁人說閑話。
但是，對蘇區道德的真正威脅是在保安學會了打撲克以後才出現的。我們打網球的四個人先開始，每天晚上輪流在李德家和我在外交部的罪惡淵藪打。我們把博古、李克農、凱豐、洛甫那樣的體面人士都拖進了這個罪惡的泥淖。賭注越來越大。最後獨臂將軍蔡樹藩一個晚上就從博古主席那裡贏去了十二萬元，看來博古的唯一出路是盜用公款了。這個問題我們用仲裁辦法來解決，規定博古可以從國庫中提出十二萬元錢來交給蔡樹藩，但是蔡樹藩必須把錢用來為還不存在的蘇維埃空軍購買飛機。反正籌碼都是火柴梗，而且，遺憾的是，蔡樹藩買的飛機也是火柴梗。
獨臂將軍蔡樹藩是個很有趣、很可愛、很英俊的青年，頭腦機靈，容易衝動，善於辭令，妙趣橫生。他當共產黨已有十年，在湖南當鐵路工人時就參加了，後來到莫斯科去學習了兩三年，還騰出時間來愛上一個俄國同志，同她結了婚。有時候他很不高興地看著他的空袖子，不知他妻子看到他失去一條胳膊時會不會同他離婚。「別擔心這樣的小事，」伍修權教授這樣安慰他。伍本人也是俄國留學生。「你再見到她時沒有讓你的傳宗接代的東西給打掉算你的運氣。」但是，蔡樹藩還是再三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後給他寄一條假臂。
我接到不少這樣辦不到的要求，要我寄東西進去，這不過是其中之一。陸定一要我把出售共產黨照片所得的收入為他們購買一隊飛機，外加武器裝備和人員配備。徐海東要一對假牙補上他的缺牙：因為他陷入了情網。人人的牙齒都有毛病，他們都多年沒有看過牙醫了。但是他們的堅韌不拔精神令人欽佩；你從來沒有聽到有人訴過苦，儘管他們大多數人都有某種疾病，很多人患胃潰瘍和其他腸胃病，這是多年吃了亂七八糟的東西所造成的。
從我個人來說，吃這種伙食反而長胖了，增加了體重。我每天看到千篇一律的伙食就生厭，但這並不妨礙我狼吞虎咽，食量之大使我有點不好意思。他們對我作了讓步，用保麩麵粉做饅頭給我吃，這種饅頭烤著吃還不錯，有時我也吃到豬肉和烤羊肉串。除此之外，我就以吃小米為主——輪流吃煮的、炒的、烤的，或者倒過來又吃烤的、炒的、煮的。白菜很多，還有辣椒、蔥頭、青豆。我極想咖啡、黃油、白糖、牛奶、雞蛋等等許多東西，可是我只能繼續吃小米。
一天圖書館來了一批《字林西報》，我讀到了一個十分簡單的巧克力蛋糕烘製法。我知道博古家裡還藏著一罐可可。我想用一些可可粉，再用一些豬油代替黃油，可以做個那樣的蛋糕。因此我請李克農為我寫一份正式的申請書，要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區政府主席，給我二兩可可。經過了幾天的耽擱，嗯嗯呃呃，甚至我做蛋糕的本領遭到懷疑和誹謗，許許多多繁複手續和對官僚主義進行鬥爭以後，我們終於從博古手裡逼出了這二兩可可，並且從糧食合作社搞到了其他材料。我還沒有把作料摻和起來，我的警衛員就進來了解情況，這個可憐蟲一不小心把我的可可打翻在地。又經過了一番公文手續，我最後又設法弄到了需要的材料，開始了偉大的試驗。結果是不用說的。無論那一個有頭腦的主婦都可以預見到發生了什麼。我的臨時湊合的烘箱工作不正常，蛋糕沒有發起來，我把它從火上移開時，它的低層是兩英寸厚的焦炭，頂上仍是黏糊糊的。不過外交部好奇的旁觀者還是津津有味地把它吃了：因為裡面的好作料太多，浪費可惜。我大大地丟了面子，從此之後就乖乖地吃我的小米。
李德請我去同他一起吃了頓「西餐」作為補償。他有時候有辦法弄到大米和雞蛋，而且又是德國人，他非得自己做德國香腸吃。你可以在保安大街他家門口看到掛著成串的德國香腸。他正在準備過冬的存貨。他也給自己砌了一個爐灶，教給他中國妻子——一個從江西同他一起來的姑娘——怎麼烘烤。他給我看，馬馬虎虎做頓飯，材料倒是齊全的。只是糧食合作社（我們伙食是包在那裡的）不知道怎麼做。紅軍指揮員羅炳輝的夫人（長征中的一位唯一小腳女人）是合作社的大師傅，我想李德的妻子同她有交情，他的雞蛋和白糖大概是這樣搞到的。
但是李德當然不僅僅是個好廚子，打撲克的能手。中國蘇區這個神秘人物是何許人？國民黨將領羅卓英讀了在江西發現的李德一些著作後稱他為共產黨的「智囊」，這有沒有誇大了他的重要性？他同蘇俄有什麼關係？俄國對紅色中國的事務事實上究竟起多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