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無事，我就去找紅軍政治部的劉曉，他的辦公室在預旺堡城牆上的一個碉堡里。
我見到的指揮員和黨的領導人已經不少了，但是士兵群眾卻不夠。到現在已經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紅軍指揮員們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通過共產黨派在部隊每一單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產黨的領導。當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會爭論，他們究竟是好馬克思主義者還是壞馬克思主義者，但我在這裡卻不想作這樣微妙的區分。重要的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他們是社會主義的自覺戰士；他們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相信自己是一個世界性運動的一部分。
我對劉曉說，「我已見了不少指揮員，但士兵卻見得不夠。普通戰士究竟怎麼樣？這些反帝和階級鬥爭的玩意兒，他到底相信幾分？我要去參加他們的政治課，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們的方言太多，我一個人去不能全聽懂。」
劉曉是我在紅軍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經，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個極其認真的二十五歲的青年，面容清秀聰明，態度極其溫和謙恭、彬彬有禮。我感覺到他內心中對自己同紅軍的關係極為自豪。他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接到命令是會毫不猶豫地開槍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沒有權利闖到他那裡去打擾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奉到命令要盡一切可能協助我。他有好幾次充當我的翻譯，因此我就要充分利用這個條件。我也認為，他厭惡外國人，後來他向我談了他的簡短自傳以後，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國土上曾兩次遭到外國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劉曉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國教會學校東景書院的學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來是個虔誠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熱心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一天他領導一次學生罷課，被學校開除，家庭與他斷絕關係。他對在中國的「教會的帝國主義基礎」有了認識以後，就去了上海，積极參加那裡的學生運動，加入了共產黨，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獲釋後，又找到了同志們，在共產黨地下省委領導下工作，又被英國警察逮捕，關在有名的華德路監獄，受到電刑拷打，要他招供，後來移交給中國當局，又關監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獲自由。當時他才二十歲。不久之後，他就由共產黨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蘇區，從此就一直在紅軍里。
劉曉同意陪我一起到一個列寧室去參觀上政治課。這是一軍團二師二團的一個連在開會，有六十二人參加。這是該連的「先進小組」；另外還有一個「第二小組」。紅軍中的政治教育是通過三個大組進行的，每個大組分為上述兩個小組。每一小組選出自己的士兵委員會，同上級軍官商量辦事，派代表參加者蘇維埃。這三個大組中，一個是由連長以上軍官組成；一個是由班長和士兵組成；一個是後勤部隊——炊事員、馬夫、騾夫、通訊員和少先隊。
屋子裡裝飾著綠色的松柏樹枝，大門上釘著一顆紙制的大紅星。裡面是必備的馬克思和列寧的畫像，另一面牆上是淞滬戰爭英雄蔡廷鍇將軍和蔣光鼐將軍的照片。有一張俄國紅軍在紅場集合慶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從上海一家雜誌上剪下來的。最後，還有一幅馮玉祥將軍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號是「還我河山」！這是中國一句古話，現在由於抗日運動而復活了。
戰士們坐在他們自己帶來的磚塊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們上學去時，一手拿著筆記本，一手帶著一塊磚頭），帶領他們的是連長和政治委員，兩人都有是黨員。據我了解，題目是「抗日運動的發展」。一個身材頎長、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講課，他似乎是在總結五年來中日「不宣之戰」，提高嗓門在喊叫。他談到日本侵略滿洲，他自己在那裡的經歷，他當時是張學良少帥的軍隊的一個士兵。他譴責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後他介紹了日本 對上海、熱河、河北、察哈爾和綏遠的侵略。他說每次侵略中「國民狗黨」都不戰而退。他們「把我國四分之一的領土奉送給了日本強盜」。
「為什麼？」他問道，非常激動，聲音有點哽咽。「為什麼我們中國軍隊不打仗救中國？是因為他們不願打嗎？不是！東北軍戰士幾乎天天要求我們的軍官率領我們上前線，打回老家去。每個中國人都不願當亡國奴！但是中國的軍隊因為我們的賣國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們紅軍領導他們，人民就會打仗……」他最後總結了抗日運動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西北的發展。
另一個人站了起來，立正地站著，雙手貼著身子的兩邊。劉曉悄悄地告訴我，他是班長——一個上士——參加者過長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賣國賊。只是有錢人，軍閥，稅吏，地主，銀行家，他們開展『與日本合作』運動，提出『聯合反共』的口號。他們只是一小撮，他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的農民和工人，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抗戰救國。只要身他們指出一條道路……我怎麼知道的？在我們江西蘇區，我們人口只有三百萬，但是我們招了五十萬人志願參加的游擊隊！我們忠誠的蘇區在我們反對賣國白軍的戰爭中熱情支援我們。紅軍在全國勝利後，我們就會有一千多萬的游擊隊。那時看日本人敢不敢搶我們！」
還有許多這樣的發言，他們一個接著一個站起來痛斥日本，有時強調、有時不同意以前一個發言者的話，有時對組織討論的人提出的問題作出答覆，或者對「擴大抗日運動」提出建議，等等。
有一個青年談到去年紅軍抗日東征山西時人民的反應。他叫道，「老百姓歡迎我們！他們幾百幾百的來參加我們紅軍。他們在我們行軍的路上送茶水和餅來。有許多人從田裡出來參加我們，向我們歡呼……他們十分清楚地明白，誰要把中國出賣給日本。我們的問題是要喚起全國人民，象我們喚起山西人民一樣……」
有一個發言者談到白區的抗日學生運動，另一個談到西南的抗日運動，一個東北人談到張學良少帥的東北軍為什麼不願再打紅軍的原因。「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大家都有要團結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必須收復失地！」他慷慨激昂地結束他的發言。第四個人談到東北抗日義勇軍，另一個談到另各地日本紗廠中的中國工人的罷工。
討論歷時一個多小時。指揮員和政治委員有時插一下言總結一下剛才的發言，發揮其中的一個論點，或者補充一些新情況，糾正剛才發言中的某一點。戰士們都用小本子吃力地記了簡單的筆記，他們的誠實的農民的臉上露出了認真思索的神色。整個討論是很生硬地帶有宣傳性的，他們一點也不在乎誇大事實。這甚至有點傳教的味道，所選的材料都是為了證明一個論點。但它的效果很大，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在這些年輕的沒有什麼訓練的頭腦中逐漸形成了簡單然而強烈的信念，從形式上來說是很符合邏輯的信念，也是任何一支十字大軍為了要加強精神團結、勇氣、為事業而犧牲——我們稱之為士氣的那種精神——都認為是必要的信條。
最後我打斷了他們的發言，提出一些問題。他們都舉手搶著回答。我發現在場的六十二個人中，有九個來自城市工人階級家庭，其餘都是直接來自農村。二十一個以前在白軍當過兵，六個前東北軍。只有八個已婚，二十一個來自紅軍家庭——也就是在蘇區得到土改好處的貧農家庭。三十四個不滿二十歲，二十四個在二十到二十五歲之間，只有四個在三十歲以上。
我問道，「紅軍在哪個方面比中國其他軍隊好？」這個問題有十二個人立即站起來回答。我當時記下的答覆，有一部分簡述如下：
「紅軍是革命的軍隊。」
「紅軍是抗日的。」
「紅軍幫助農民。」
「紅軍中的生活條件同白軍生活完全不同。我們在這裡人人平等；在白軍中，士兵群眾受到壓迫。我們為自己和群眾打仗。白軍為地主豪紳打仗。紅軍官兵生活一樣。白軍士兵受奴隸待遇。」
「紅軍軍官來自戰士行列，完全靠表現得到提拔。但白軍軍官是靠錢買的，或者用政治影響。」
「紅軍戰士是志願當兵的，白軍是強征來的。」
「資本家的軍隊是要維護資產階級。紅軍為無產階級打仗。」
「軍閥的軍隊的任務是收稅和壓榨人民的血。紅軍為解放人民打仗。」
「群眾恨白軍；他們愛紅軍。」
我再一次打斷他們，「但是你怎麼知道農民是真的愛紅軍的呢？」這時又有好幾個人跳起來回答。政治委員指了一個。
「我們到新區去的時候，」他說，「農民們總是自動出來幫助我們做急救工作。他們把我們的受傷的戰士從前線抬回醫院。」
另一個：「我們長征過四川時農民給我們送來了他們自己做的草鞋，一路上給我們送來了茶和熱水。」
第三個「我在劉志丹的二十六軍里在定邊作戰的時候，我們的小分隊保衛一個孤立的崗哨，抵抗國民黨將領高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