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南方的情況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論，如果稱之為農村平均主義，較之馬克思作為自己的模範產兒而認為合適的任何名稱，也許更加確切一些。這在經濟上尤其顯著。在有組織的蘇區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中，雖然有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簡單指導，但是物質條件的局限性到處是顯而易見的。
前已強調指出西北沒有任何有重要意義的機器工業，這個地區比中國東部一些地區受到的工業化影響要少得多，它主要是農業和畜牧區，好幾個世紀以來，文化趨於停滯狀態，雖然現在存在的許多經濟上的弊端無疑地是半工業化城市中經濟情況變化的反映。但是紅軍本身就是「工業化」對中國的影響的顯著產物，它對這裡化石般的文化所帶來的思想震蕩確確實實是革命性質的。
但是，客觀條件不允許共產黨有可能組織大大超過社會主義經濟初生時期的政治體制，對此他們自然只能從未來角度來加以考慮，以期有朝一日他們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權，那時他們可以把外國租界中的工業基地接過手來，從而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奠定基礎。在此以前，他們在農村地區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解決農民的當前問題——土地和租稅。這聽起來可能有點象俄國以前的民粹派反動綱領，但是，其根本不同之處在於這個事實：中國共產黨人從來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設群眾基礎的一個階段，使他們能夠發展革命鬥爭，以奪取政權和最後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改革的一種策略。屆時集體化就勢所難免。
中華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九三一年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基本法律》 中詳細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提到「最高綱領」的話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的最終目的是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建設一個真正的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須記住，紅區的社會、政治、經濟組織一直不過是一種非常臨時性的過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於蘇區從一開始起就得為生存而戰，他們的主要任務一直是建設一個軍事政治根據地，以便在更廣泛、更深刻地規模上擴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國試行共產主義」，而有不少人卻以為這就是共產黨在他們小小的被封鎖的地區中在嘗試的事情。
共產黨在西北所以受到群眾擁護，其當前的基礎顯然不是「各盡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點象孫逸仙博士的主張：「耕者有其田」。共產黨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經濟改革措施中，對農民最有重要意義的顯然有這四項：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貸，取消苛捐雜稅，消滅特權階級。
從理論上來說，蘇維埃固然是一種「工農」政府，但在實際執行中，全部選民中不論從成分上來說，還是從職業上來說，農民佔壓倒多數，因此政權得與此適應。為了要制約農民的勢力，抵消這種勢力，把農村從口劃分這幾個階層：大地主、中小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僱農、手工業者、流氓無產階級和自由職業者，即專業工作者，包括教員、醫生、技術人員、「農村知識分子」。這種劃分不僅是經濟上的劃分，也是政治上的劃分，在蘇區選舉中，佃農、僱農、手工業者等比其他階層的代表是名額比例大得多，其目的顯然是要造成「農村無產階級」的某種民主專政。但是，很難看到這些類別之中有什麼重要的根本階級區別在起作用，因為他們都是直接依附於農業經濟的。
在這些限度內，凡是政權穩定的地方，蘇維埃似乎工作得很順利。代議制政府結構是從最小的單位村蘇維埃開始建立的，上面是鄉蘇維埃、縣蘇維埃、省蘇維埃，最後是中央蘇維埃。每村各選代表若干人參加上級蘇維埃，依此類推，一直到蘇維埃代表大會的代表。凡年滿十六歲的，普遍有選舉權，但選舉權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每一鄉蘇維埃下設各種委員會。權力最大的委員會是革命委員會，那往往是紅軍佔領一個鄉以後經過一陣緊張的宣傳運動再舉行群眾大會選出來的。它有決定選舉或改選權，同共產黨合作緊密。鄉蘇維埃下面設教育、合作社、軍訓、政訓、土地、衛生、游擊隊訓練、革命防禦、擴大紅軍、農業互助、紅軍耕田等等委員會，由鄉蘇維埃指派。蘇維埃的每一分支機構中都有這種委員會，一直到負責統一各項政策和作出全國性決策的中央政府。
組織工作並不是到政府機構為止。共產黨在工農、城鄉中有大量的黨員。此外，還有共青團，團之下又有兩個組織，把大部分青年都組織起來。這兩個組織是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把婦女們也組織到共青團、抗日協會、幼兒院、紡紗班、耕種隊中去。成年的農民組織在貧民會、抗日協會中。甚至哥老會這個古老的秘密會社，也讓它參加到蘇維埃生活中來，從事公開合法的活動。農衛隊和游擊隊也屬於組織嚴密的農村政治社會結構的一部分。
這些組織和它們各個委員會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紅軍來領導的。我們在這裡不需要引用詳盡的統計數字或令人厭煩的圖表來說明這些機構的組織聯繫，但是總的可能說它們都是巧妙地結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直接領導下，儘管每個組織似乎是由農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決定、吸收成員、進行工作的。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使得每一個男女老幼都是某個組織的成員，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蘇維埃這種緊張頻繁的活動具有典型性的一個例子，是他們為了要增加產量、利用大片荒地而採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員會發給各個分支機構，指導他們組織農民從事耕種和在這方面進行宣傳的許多命令，範圍之廣和內容之實際，使人相當驚訝。例如，我在土地委員會一個辦事處看到的一項命令，對於春耕工作發出了具體的批示，土地委員會要求工作人員「進行廣泛的宣傳，爭取農民自願參加，不要有任何強迫命令」。對於如何在耕種季節完成四項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體的意見。這四項要求根據去年冬天蘇維埃的決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耕地；增加作物產量；擴大作物品種，特別重視新品種的瓜菜；擴大棉花種植面積。
這項命令 為了擴大勞動力，特別是爭取婦女直接參加農業生產（尤其是那些由於參加紅軍而男性人口減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這個絕妙的指示說明紅軍利用現有材料極有效果：
要動員婦女、兒童、老人參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勞動生產過程中擔任主要的或輔助的工作。倒如，應動員大腳婦女和年青婦女組織生產訓練隊，從事從清地到農業生產主要任務等工作。小腳婦女、兒童、老人應動員起來幫助除草、積肥等其他輔助勞動。
但是農民的反應怎樣？中國農民一般不願受組織、紀律的約束，不願從事超過自己家庭範圍以外的任何社會活動。共產黨聽到這話就大笑。他們說，中國農民如果是為自己工作而不是為民團——地主和稅吏，他們沒有不喜歡組織或社會活動的。我不得不承認，我所接觸到的農民，大多數似乎是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他們有許多人意見批評一大堆，但是問到他們是否願意過現在的生活而不願過以前的生活，答覆幾乎總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們大多數人談到蘇維埃時用的是「我們的政府」，這使我覺得，在中國農村，這是一種新現象。
有一件事可以說明共產黨在人民群眾中有基礎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蘇區里，警衛工作幾乎全部由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擔任的。蘇區很少有紅軍的駐防部隊，因為所有戰鬥力量都在前線。地方的保衛工作是由村革命保衛隊、農衛隊、游擊隊分擔的。這個事實可以說明，紅軍在農民中間得到擁護的一部分原因，因為紅軍很少象其他軍隊那樣是強加在他們身上的壓迫和剝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線，在那裡為自己的口糧作戰，應付敵人進攻。另一方面，把農民嚴密地組織起來，紅軍便有了後衛和基地，可以放手進行極其機動的作戰，而這正是它的特點。
但是要真正了解農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擁護，必須記住它的經濟基礎。我已經談到過西北農民在舊政權下所承受的沉重負擔。現在，紅軍不論到哪裡，他們都毫無疑問地根本改變了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貧苦」成分的處境。在新區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稅，使農民有透口氣的機會，在老區里，只保留一種單一的累進土地稅和一種單一的小額營業稅（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們把土地分給缺地的農民，大片大片地開「荒」——多數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們沒收有錢階級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給窮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產黨政策中的一個根本要素。這是怎樣進行的？後來，為了全國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慮，蘇維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後退，但是我在西北訪問期間所實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頒布）規定要沒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沒收富農不是由自己耕種的所有土地。不過不論地主或富農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種的土地。在不缺地的鄉里——那樣的鄉在西北有不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