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敘述，已經開始脫離「個人歷史」的範疇，有點不著痕迹地升華為一個偉大運動的事業了，雖然他在這個運動中處於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為個人的存在。所敘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了；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
他的敘述越接近結束，我越發需要詢問他自己的事情。當時他在做什麼?當時他擔任什麼職務?遇到這種或那種情況，他抱什麼態度?我的提問，總的說來，使得他在這最後一章自述中有幾處提到自己：
「逐漸地，紅軍的群眾工作改進了，紀律加強了，新的組織方法也摸索出來了。各地的農民開始自願幫助革命了。早在井岡山時期，紅軍就給戰土規定了三條簡明的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貧農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公。一九二八年會議以後，曾經作 了很大努力爭取農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條之外，又添了八項。這八項是：
「一、上門板；
「二、捆鋪草；
「三、對老百姓要和氣，要隨時幫助他們；
「四、借東西要還；
「五、損壞東西要賠；
「六、和農民買賣要公平，
「七、買東西要付錢；
「八、要講衛生，蓋廁所離住家要遠。
「最後兩項是林彪加的。這八項執行得越來越成功，到今天還是紅軍戰士的紀律，他們經常背誦。 另外還向紅軍宣講三項守則，作為主要任務：第一、對敵人要鬥爭到死；第二、要武裝群眾；第三、要籌款幫助鬥爭。
「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領導的幾支游擊隊，經過改編加入了紅軍第三軍。第三軍由黃公略指揮，陳毅任政委。在同一時期，朱培德的民團有一部分嘩變，加入了紅軍。他們是在一個國民黨指揮員羅炳輝率領下投奔共產黨營壘的。他對國民黨感到幻滅而願意參加紅軍。現在他是紅二方面軍第三十二軍軍長。從福建的游擊隊和紅軍正規部隊骨幹，又創立了紅軍第十二軍，由伍中豪指揮，譚震林是政委。後來伍中豪作戰犧牲，由羅炳輝繼任。
「紅軍一軍團也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總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軍、林彪指揮的第四軍，和羅炳輝指揮的第十二軍組成。黨的領導是前敵委員會，我是前委主席。那時一軍團已經有一萬多人，編成十個師。在這支主力之外，還有許多地方的獨立團、赤衛隊和游擊隊。
「除了這個運動的政治基礎以外，紅軍的戰術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軍事上的勝利發展。我們在井岡山採取了四個口號，提綱挈領地說明了我們所採用的游擊戰術，而紅軍就是從這種游擊戰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口號是：
「一、敵進我退！
「二、敵駐我擾！
「三、敵疲我打！
「四、敵退我追！
「這四個口號最初為許多有經驗的軍人所反對，他們不贊成我們所主張的這種戰術。但是，後來許多的經驗都證明這種戰術是正確的。一般說來，凡是紅軍背離了這些口號，他們就不能打勝仗。我們的軍力很小，敵人超過我們十倍到二十倍；我們的資源和作戰物資有限，只有把運動戰術和游擊戰術巧妙地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希望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取得勝利，因為國民黨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礎上作戰的。
「紅軍的最重要的一個戰術，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進攻時集中主力，在進攻後迅速分散。這意味著避免陣地戰，力求在運動中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紅軍的機動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擊戰』，就是在上述戰術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擴大蘇區時，紅軍一般地採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進政策，而不是跳躍式的不平衡的推進，不去深入地鞏固既得地區。這種政策同上面說過的戰術一樣，是切合實際的，是從許多年集體的軍事經驗和政治經驗產生出來的。這些戰術，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評，他主張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紅軍中去，把一切游擊隊合併到紅軍中。他只要進攻，不要鞏固；只要前進，不要後方；只要聳動視聽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動和極端的行動。那時候李立三路線在蘇區以外的黨組織中占統治地位，其聲勢足以強迫紅軍在某種程度上違反戰地指揮部的判斷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個結果，是進攻長沙；另一個結果是向南昌進軍。但是在這兩次冒險中，紅軍並沒有停止游擊隊的活動或把後方暴露給敵人。
「一九二九年秋天，紅軍挺進江西北部，攻佔了許多城市，多次打敗了國民黨軍隊。一軍團在前進到離南昌很近的時候，突然轉向西方，向長沙進發。在進軍中，一軍團同彭德懷會師了，彭德懷曾一度佔領長沙，但為避免遭占極大優勢的敵軍所包圍而被迫撤出。彭德懷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離開井岡山到贛南活動，結果它的部隊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同朱德和紅軍主力重新會合，接著召開了會議，決定彭德懷的三軍團在湘贛邊界活動，朱德和我則轉入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三軍團和一軍團再次會師，開始第二次攻打長沙。一、三軍團合併為一方面軍，由朱德任總司令，我任政委。在這種領導下，我們到達長沙城外。
「大致在這個時候，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成立了，我當選為主席。紅軍在湖南有廣泛的影響，幾乎和在江西一樣。湖南農民都知道我的名字。因為懸了很大的賞格不論死活要緝拿我、朱德和其他紅軍領導人。我在湘潭的地被國民黨沒收了 。我 的妻子和我的妹妹，還有我的兄弟毛澤民、毛澤覃兩個人的妻子和我自己的兒子，都被何鍵逮捕。我的妻子和妹妹被殺害了。其餘的後來得到釋放。紅軍的威名甚至於擴展到湘潭我自己的村裡，因為我聽到一個故事，說當地的農民相信我不久就會回到家鄉去。有一天，一架飛機從上空飛過，他們就斷定飛機上坐的是我。他們警告那時種我的地的人，說我回來看我的地了，看看地里有沒有樹木被砍掉。他們說，如果有砍掉的，我一定會向蔣介石要求賠償。
「但是第二次打長沙失敗了。國民黨派來大批援軍，城內有重兵防守；九月間，又有新的軍隊紛紛開到湖南來攻打紅軍。在圍城期間，只發生一次重大的戰鬥，紅軍在這次戰鬥中消滅了敵軍兩個旅。但是，它沒有能佔領長沙城，幾星期以後就撤到江西去了。
「這次失敗有助於摧毀李立三路線，並使紅軍不必按照李立三所要求的那樣對武漢作可能招致慘敗的進攻。紅軍當時的主要任務是補充新的兵員，在新的農村地區實行蘇維埃化，尤其重要的是在蘇維埃政權的堅強領導下鞏固紅軍攻克的地區。為了這些目的，沒有必要打長沙，這件事本身含有冒險的成分。然而如果第一次的佔領只是一種暫時的行動，不想固守這個城市，並在那裡建立政權的話，那麼，它的效果也可以認為是有益處的，因為這對全國革命運動所產生的反響是非常大的。企圖把長沙當做一種根據地，而不在後面鞏固蘇維埃政權，這在戰略上和在戰術上都是錯誤的。」
我在這裡要冒昧。打斷一下毛澤東的敘述，對李立三提供一些令人感到興趣的情況。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國留學生。他經常來往於上海、漢口之間，因為共產黨在這兩個地方都設「地下」總部，到一九三〇年以後，黨的中央委員會才遷到蘇區去。李立三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有才華的一個人，也許也是最難以捉摸的一個人，大概也是中國所產生的最夠得上成為托洛茨基的一個人。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一年，李立三統治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職務，派到莫斯科去「學習」，至今仍在那裡。李立三也和陳獨秀一樣，對農村蘇維埃缺乏信心，他主張對長沙、武漢、南昌那樣的戰略大城市採取大舉進攻的策略。他主張在農村搞「恐怖」，來打掉地主豪紳的氣焰；主張工人發動「強大的攻勢」，舉行暴動和罷工，使敵人在自己的地盤上陷於癱瘓；主張在蘇聯支持下從外蒙和滿洲展開北面的「側擊」。也許在莫斯科心目中他的最大「罪過」是他在一九三〇年認為中國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這就否認蘇聯的這個地位。
現在話歸原處：
「但是李立三既過高估計了那時候紅軍的軍事力量，也過高估計了全國政局的革命因素。他認為革命已經接近勝利，很快就要在全國掌握政權。當時助長他這種信心的，是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曠日持久、消耗力量的內戰，這使李立三認為形勢十分有利。但是在紅軍看來，敵人正準備內戰一停就大舉進攻蘇區，這不是進行可能招致慘敗的盲動和冒險的時候。這種估計後來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由於湖南事件、紅軍撤回江西，特別是佔領吉安以後，『李立三主義』在軍隊里被克服了。而李立三本人在被證明是錯誤了以後，很快就喪失了黨內影響。但是，在『李立三主義』被確定地埋葬以前，軍內曾經歷一個危急的時期。三軍團的一部分人贊成執行李立三路線，要求三軍團從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