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九二七年春天發生的引起很多爭論的事件，我和毛澤東曾有一次談話，我覺得完全有必要在這裡一提。這並不是他向我口述的自傳的一部分，但是，作為他個人對一個中國共產黨人一生經歷中的轉折點的看法，在這裡提一下，還是有重要意義的。
我問毛澤東，在他看來，對於一九二七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南京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儘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 也下令這樣做子。」共產國際的印度代表羅易，「站在陳獨秀和鮑羅廷兩人左邊一點點，可是他只是站著而已」。據毛澤東說，他「能說，而且說得太多了，卻不提出任何實現的方法。」毛澤東認為，客觀地來說，羅易是個蠢貨，鮑羅廷是個冒失鬼，陳獨秀是個不自覺的叛徒。
「陳獨秀實在害怕工人，特別害怕武裝起來的農民。武裝起義的現實終於擺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理智。他不能再看清當時的形勢。他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使他陷於驚惶和失敗。」
毛澤東說，在那個時候，陳獨秀是中國黨的徹頭徹尾的獨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員會商量就作出重大的決定。「他不把共產國際的命令給黨的其他領導人看」，據毛澤東說，「甚至於不和我們討論這些命令。」但是，到頭來還是羅易促成了同國民黨的分裂。共產國際發給鮑羅廷一個電報，指示黨開始沒收地主的土地。羅易得到了一個抄件，馬上拿給汪精衛看。汪精衛那時是國民黨左派武漢政府的主席。這種輕率的做法的結果 是大家都知道的。武漢政權把共產黨人從國民黨中開除出去，它自己的力量就垮了，不久就被蔣介石所摧毀。
看來共產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麼「意見」，而是乾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當然，武漢的大失敗，後來成了俄國國內在世界革命性質問題上的鬥爭的焦點，在這個階段以後，俄國反對派被摧毀，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被弄臭，蘇聯開始認真「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它由此出發，今天成了世界和平砥柱的地位。
即使共產黨在和國民黨分裂以前採取了比較積極的政策，從工人和農民中創建了黨的軍隊，毛澤東也並不認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會被打敗，「但是，蘇維埃就可能在南方大規模展開，就可能有一個後來無論如何不會被消滅的根據地……」
毛澤東的自述現在已經談到蘇維埃的開端。蘇維埃是從革命的廢墟上興起的，它要赤手空拳從失敗中鬥爭出一個勝利的結果來。他接著說：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賀龍、葉挺率領的第二十軍，同朱德合作，領導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南昌起義，紅軍的前身組織起來了。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七日，黨中央委員會舉行了非常會議，撤銷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自從一九二四年廣州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我就是黨的政治局委員，對於這個決定，我是積極出了力的。出席會議的其他十位委員中，有蔡和森、彭公達和翟秋白。黨採取了新的路線，同國民黨合作的一切希望暫時是放棄了，因為國民黨已經無可救藥地成了帝國主義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了。長期的公開奪取政權的鬥爭現在開始了。
「我被派到長沙去組織後來被稱為『秋收起義』的運動。我在那裡的綱領，要求實現下面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沒收中、小地主的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於國民黨的共產黨政權；(五)組織蘇維埃。第五點當時受到共產國際的反對，後來它才把這一點作為—個口號提出來。
「九月間，我們通過湖南的農會已經成功地組織了一次廣泛的起義，工農軍隊的第一批部隊建立起來了。新戰士有三個主要來源：農民本身漢陽礦工，起義的國民黨部隊。這個早期的革命軍事力量稱為『工農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由漢陽礦工組成。第二團是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民赤衛隊組成。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的武漢警衛團的一部分。這支軍隊經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但湖南省委和我軍的總綱領，卻為黨中央委員會所反對，不過後者似乎只是採取觀望的政策，而不是積極反對的政策。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於漢陽礦工和農民赤衛隊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同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好幾百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殺。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但是我從一個同志那裡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略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僱傭兵，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不允許。於是我決定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二百碼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機會。我在那地方掙脫出來，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裡躲到太陽落山。士兵們追捕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多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碰到他們。雖然有五、六次我已經放棄希望，覺得我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我還是沒有被發現。最後，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我的腳損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新師成立以後，我擔任黨的前敵委員會書記，原武漢警衛團的一個指揮員余灑度，任第一軍軍長。余多少是因部下的態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國民黨那裡去了。現在他在南京給蔣介石工作。
「這支領導農民起義的小小隊伍，穿過湖南向南轉移。它得突破成千上萬的國民黨部隊，進行多次戰鬥，經受多次挫折。當時部隊的紀律差，政治訓練水平低，指戰員中有許多動搖分子。開小差的很多。余灑度逃跑以後，部隊到達寧都時進行了改編。陳浩被任命為剩下來大約一團兵力的部隊的指揮員；後來他也『叛變』了。但是，在這個最早的部隊中，有許多人始終忠心耿耿，直到今天還在紅軍中，例如現任一軍團政委的羅榮桓，現任軍長的楊立三。這支小隊伍最後上井岡山 的時候，人數總共只有一千左右。
「由於秋收起義的綱領沒有得到中央委員會批准，又由於第一軍遭受嚴重損失，而且從城市觀點來看，這個運動好象是註定要失敗的，因此中央委員會這時明確地批評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黨的前委的職務。湖南省委也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槍杆子運動』。儘管這樣，我們仍然在井岡山把軍隊團結起來了，深信我們執行的是正確的路線。後來的事實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部隊補充了新兵，這個師人員又充實了，我擔任了師長。」
「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師守住了井岡山的根據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第一個蘇維埃在湖南邊界的茶陵成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府選舉出來了。主席是杜修經。在這個蘇維埃以及後來的蘇維埃中，我們推行了一個民主的綱領，採取溫和的政策，建築在緩慢而不斷的發展這一基礎上。這樣一來，井岡山就遭到黨內盲動主義者的斥責，他們要求對地主實行搶、燒、殺的恐怖政策，為了使他們喪膽。第一軍前敵委員會拒絕採用這種策略，所以被頭腦發熱的人污衊為『改良主義者』。我因為沒有實行更加『激進的』政策，遭到他們猛烈的攻擊。
「一九二七年冬天，兩個以前在井岡山附近當土匪頭子的王佐和袁文才參加了紅軍。這使紅軍的實力增加到將近三團人。王、袁都被任為團長，我是軍長。這兩個人雖然過去當過土匪，可是率領隊伍投身於國民革命，現在願意向反動派作戰。我在井岡山期間，他們是忠實的共產黨人，是執行黨的命令的。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來到井岡山，我們的隊伍會了師。我們一同制訂丁一個計畫，要建立一個包括六個縣的蘇區，逐步地穩定並鞏固湘贛粵邊區的共產黨政權，並以此為根據地，向更廣大的地區發展。這個戰略同黨的建議是相反的，後者一味作迅速發展的空想。在軍隊內部，朱德和我得同兩個傾向作鬥爭：第一個傾向是要立即進攻長沙，我們認為這是冒險主義；第二個傾向是要撤退到廣東邊界以南去，我們認為這是『退卻主義』。根據我們當時的看法，我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