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這時候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還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這是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共產黨的組織。早在一九一九年，陳獨秀就同共產國際建立了聯繫。一九二〇年，第三國際的精力充沛、富有口才的代表馬林前來上海，安排同中國黨聯繫。不久之後陳獨秀就在上海召集了一次會議，幾乎同一個時候，在巴黎的一批中國學生也開了會，打算在那裡成立一個共產黨組織。
如果我們想到中國共產黨還不過是個十六歲的少年，那麼它的成就實在不能算少了。除了俄國以外，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共產黨，也是除了俄國以外，唯一能夠自稱有一支自己的強大軍隊的共產黨。
又是一個晚上，毛繼續他的敘述：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在這個大會的組織上，起領導作用的是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兩人都是中國最有才華的知識界領袖。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陳獨秀對於我在這方面的興趣也是很有幫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在上海這次有歷史竟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有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一共有十二個人。那年十月，共產黨的第一個省支部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其他省市也建立了黨組織。在上海，黨中央委員會包括陳獨秀，張國燾［現在四方面軍］，陳公博［現為國民黨官員］，施存統［現為南京官員］，沈玄廬，李漢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漢被害］，李達和李森［後被害］。在湖北的黨員有董必武［現任保安共產黨黨校校長］，許白昊和施洋。在陝西的黨員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後被害］、鄧中夏、張國燾［現紅軍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茨基派］和其他一些人。在廣州是林伯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彭湃［一九二七年被害］。王盡美和鄧患銘是山東支部的創始人。
「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人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同國內的組織同時建立起來的。那裡的黨的創始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個女創始人。羅邁和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的創始人。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只是時間稍後一些；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創始人有翟秋白等人。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員、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展開了蓬蓬勃勃的勞工運動。那時共產黨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工作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礦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學生幾乎全數組織了起來。在學生戰線和工人戰線上，進行了多次的鬥爭。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長趙恆惕下令處決兩個湖南工人——黃愛和龐人銓，這引起了廣泛的反對趙恆惕的宣傳運動。被殺死的兩個工人之一黃愛，是右派工人運動的一個領袖，以工業學校學生為基礎，是反對我們的。可是在這次事件以及其他許多鬥爭中，我們都是支持他們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工會當中也很有勢力，這些工會那時候已經組織成為湖南全省勞工會。但是我們同無政府主義者達成妥協，並且通過協商，防止了他們許多輕率和無益的行動。
「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組織反對趙恆惕的運動。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拽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我回到湖南，大力推動工會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發生多次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和承認工會。大部分罷工都是成功的。五月一日湖南舉行了總罷工，這標誌著中國工人運動的力量已經達到空前的地步。
「一九二三年，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作出了有歷史意義的決定：參加國民黨，和它合作，建立反對北洋軍閥的統一戰線。我到上海去，在黨中央委員會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前往廣州，出席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三月，我回到上海，在共產黨執行局工作的同時，兼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委員。其他執行委員，有［後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長的］汪精衛和胡漢民。我和他們共事，協調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行動。那年夏天，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了。加倫擔任該校顧問，其他蘇聯顧問也從俄國來到。國共合作開始具有全國革命運動的規模。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養——我在上海生了病。但在湖南期間，我組織了該省偉大的農民運動的核心。
「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活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鬥性。我離開了我在休養的家，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在幾個月之內，我們就組織了二十多個農會，這引起了地主的仇恨，他們要求把我抓起來。趙恆惕派軍隊追捕我，於是我逃到廣州。我到達那裡的時候，正逢黃埔學生打敗雲南軍閥楊希閔和廣西軍閥劉震寰。廣州市和國民黨內部瀰漫著一片樂觀氣氛。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後，蔣介石被任命為第一軍總司令，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
「我在廣州擔任《政治周報》的主編，這是國民黨宣傳部出版的一個刊物。後來它在抨擊和揭露以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時，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我還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組織人員，為此目的，開辦了一個講習所，參加學習的來自二十一個不同省份的代表，包括從內蒙來的學生。我到廣州不久便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祖涵那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個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
「我那時文章寫得越來越多，在共產黨內，我特別負責農民工作。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本小冊子，一本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本是《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陳獨秀反對第一本小冊子里表示的意見，這本小冊子主張在共產黨頓導下實行激進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組織農民。陳獨秀拒絕在黨中央機關報刊上發表它。後來它在廣州《農民月刊》和在《中國青年》雜誌上刊出了。第二篇論文在湖南出了小冊子。大致在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政策。我們逐漸地分道揚鑣了，雖然我們之間的鬥爭直到一九二七年才達到高潮。
「我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蔣介石在那裡發動他的第一次政變的時候。在國民黨左右兩派達成和解，國共團結得到重申以後，我於一九二六年春天前往上海。同年五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蔣介石主持下召開。我在上海指導共產黨農民部的工作，接著被派到湖南去擔任農民運動的視察員。同時，在國共兩黨結成統一戰線的情況下，一九二六年秋天開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北伐。
「在湖南我視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合作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新的路線。第二年初春，我到達武漢的時候，各省農民聯席會議正在舉行。我出席會議並討論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議——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會議的還有彭湃、方誌敏等人和約克、沃倫兩個俄國共產黨員，會議通過了決議，採納我的主張並提交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考慮。但是，中央委員會把它否決了。
「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漢召開的時候，黨仍然在陳獨秀支配之下。儘管蔣介石已經發動反革命政變，在上海、南京開始襲擊共產黨，陳獨秀卻依舊主張對武漢的國民黨妥協退讓。他不顧一切反對，執行小資產階級右傾機會主義政策。對於當時黨的政策，特別是對農民運動的政策，我非常不滿意。我今天認為，如果當時比較徹底地把農民運動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開展反對地主的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就會在全國範圍早一些並且有力得多地發展起來。
「但是，陳獨秀強烈反對。他不懂得農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當時農民可能發揮的作用。結果，在大革命危機前夜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沒有能通過一個適當的土地政綱。我要求迅速加強農民鬥爭的主張，甚至沒有加以討論。因為中央委員會也在陳獨秀支配之下，拒絕把我的意見提交大會考慮。大會給地主下了個定義，說『有五百畝以上土地的農民』為地主，就沒有再討論土地問題。以這個定義為基礎來開展階級鬥爭，是完全不夠和不切實際的，它根本投有考慮到中國農村經濟的特殊性。然而，大會以後，還是組織了全國農民協會，我是第一任會長。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