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給毛澤東一大串有關他個人的問題要他回答，我為我的愛追根究底感到很不好意思，幾乎就像一個日本移民官員應該——然而卻沒有——為他的無禮唐突感到不好意思一樣。對於我在不同事情上提出的五、六組問題，毛澤東一談就是十幾個晚上，但很少提到他自己或者他個人在談到的某些事件中的作用。我開始以為，要想他給我談談這方面的詳細情況是不可能的了：他顯然認為個人是不關重要的。他也象我所遇見過的其他共產黨人一樣，往往只談委員會啦、組織啦、軍隊啦、決議案啦、戰役啦、戰術啦、「措施」啦等等等等，而很少談到個人的經歷。
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種不願詳談私事，甚至不願談他們同 志們的個人功績，也許是出於謙虛，或者是對我有所顧忌或懷疑，或者是考慮到其中許多人頭上懸有賞格的緣故。後來我才發現，與其說是出於上述的原因，而不如說是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在不記得那些個人瑣事了。當我開始搜集傳記材料的時候，我一再發現，共產黨人是能夠說山青少年時代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參加紅軍以後，他就把自己給忘掉在什麼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問他，就不會聽到更多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你所聽到的只是關於紅軍、蘇維埃或黨的故事——這些名詞的第一個字母都是大寫的。他們能夠滔滔不絕地談每次戰役的日期和經過，他們進進出出別人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無數地方的情況；但是這些事件對他們只有集體的意義，不是因為他們作為個人在那裡創造了歷史，是因為紅軍曾經到過那裡，而在紅軍後面的是他們為之戰鬥的那個意識形態的整個有機力量。這是一個有趣的發現，卻造成了報道的困難。
一天晚上，當我的其他問題都得到答覆以後，毛澤東便開始回答我列為「個人歷史」的問題表。他看到「你結過幾次婚」這個問題的時候微笑起來。後來傳出謠言說我問毛澤東有幾個老婆，但是他畢竟是主張實行一夫一妻制的。不管怎樣，他是不大相信有必要提供自傳的。但我力爭說，在一定程度上，這比其他問題上所提供的情況更為重要。我說：「大家讀了你說的話，就想知道你是怎樣一個人。再說，你也應該糾正一些流行的謠言。」
我提請他注意關於他的死亡的各種傳說，有些人認為他能說流利的法語，有些人則說他是一個無知的農民，有一條消息說他是一個半死的肺病患者，有的消息則強調他是一個發瘋的狂熱分子。他好象稍為感到意外，人們竟然會花費時間對他進行種種猜測。他同意應該糾正這類傳說。於是他再一次審閱我寫下的那些問題。
最後他說，「如果我索性撇開你的問題，而是把我的生平的梗概告訴你，你看怎麼樣?我認為這樣會更容易理解些，結果也等於回答了你的全部問題。」
「我要的就是這個！」我叫道。
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象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里，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要倒頭便睡為止。吳亮平坐在我身旁，把毛澤東的柔和的南方方言譯成英浯，在這種方言中，「雞」不是說成實實在在的北方話的「chi」，而是說成有浪漫色彩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還有許多更奇怪的變音。毛澤東是憑記憶敘述一切的；他邊說我邊記。我在上文已經說過，我記下的筆記又重譯成中文，加以改正。除了對耐心的吳先生的句法作了必要的修改以外，我並沒有把它作文學上的加工，下面就是這樣做的結果：
「我於一八九三年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我父親叫毛順生，我母親在娘家的名寧叫文其美。我父親原是一個貧農，年輕的時候，因為負債過多而只好去當兵。他當了好多年的兵。後來，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別的營生，克勤克儉，攢積下一點錢，買回了他的地。
「這時我家有十五畝田地，成了中農，靠此每年可以收六十擔谷 。一家五口一年共吃三十五擔——即每人七擔左右——這樣每年還有二十五擔剩餘。我的父親利用這些剩餘，又積蓄了一點資本，後來又買了七畝地，這樣我家就有『富』農的地位了。那時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八十四擔谷。當我十歲家中只有十五畝地的時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親、母親、祖父、弟弟和我。我們又買了七畝地以後，祖父去世了，但又添了一個弟弟。可是我們每年仍然有四十九擔谷的剩餘，我的父親就靠此漸漸富裕起來。
「我父親還是一個中農的時候，就開始做販運穀子的生意，賺了一些錢。他成了『富』農之後，就用大部分時間做這個生意了。他雇了一個長工，還叫孩子們和妻子都到地里幹活。我六歲就開始干農活了。我父親做生意並沒有開鋪子，他只是從貧苦農民那裡把穀子買下來，然後運到城裡賣給商人，在那裡得到個高一些的價錢。在冬天碾谷的時候，他便多雇一個短工幹活，那時我家就有七口人吃飯。我家吃得很儉省，不過總是夠吃的。
「我八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堂讀書，一直讀到十三歲。早晚我到地里幹活。白天我讀孔夫子的《論語》和《四書》。我的國文教員是主張嚴格對待學生的。他態度粗暴嚴厲，常常打學生。因為這個緣故，我十歲的時候曾經逃過學。但我又不敢回家，怕挨打，便朝縣城的方向走去，以為縣城就在一個山谷里。亂跑了三天之後，終於被我家裡的人找到了。我這才知道我只是來回兜了幾個圈子，走了那麼久，離家才八里路。可是，我回到家裡以後，想不到情形有點改善。我父親比以前稍微體諒一些了，老師態度也比較溫和一些。我的抗議行動的效果，給了我深刻的印象。這次『罷課』勝利了。
「我剛識了幾個字，父親就讓我開始給家裡記帳。他要我學珠算。既然我父親堅持，我就在晚上記起帳來。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一文錢也不給我們，給我們吃的又是最差的。他每月十五對僱工們特別開恩，給他們雞蛋下飯吃，可是從來沒有肉。對於我，他不給蛋也不給肉。
「我母親是個心地善良的婦女，為人慷慨厚道，隨時願意接濟別人。她可憐窮人，他們在荒年前來討飯的時候，她常常給他們飯吃。但是，如果我父親在場，她就不能這樣做了。我父親是不贊成施捨的。我家為了這事多次發生過爭吵。
「我家分成兩『黨』。一黨是我父親，是執政黨。反對黨由我、母親、弟弟組成，有時連僱工也包括在內。可是在反對黨的『統一戰線』內部，存在著意見分歧。我母親主張間接打擊的政策。凡是明顯的感情流露或者公開反抗執政黨的企圖，她都批評，說這不是中國人的做法。
「但我到了十三歲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同我父親辯論的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辦法，引經據典地來駁他。父親喜歡責備我不孝和懶惰。我就引用經書上長者必須仁慈的話來回敬。他指摘我懶惰，我就反駁說，年紀大的應該比年紀小的多幹活，我父親年紀比我大兩倍多，所以應該多幹活。我還宣稱：等我到他這樣年紀的時候，我會比他勤快得多。
「老頭兒繼續『聚財』，這筆財產在那個小村子裡已被認為是筆大財了。他不再買進土地，但他典進了許多別人的地。他的資本增加到了兩三千元。我的不滿增加了。在我們家裡，辯證的鬥爭在不斷地發展著 。有一件事我記得特別清楚。我大約十三歲的時候，有一次父親請了許多客人到家裡；我們兩人在他們面前爭論了起來。父親當眾罵我懶而無用。這激怒了我。我罵了他，就離開了家。母親追上前來，竭力勸我回去。父親也趕來，一邊罵一邊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個池塘旁邊，恫嚇說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這種情況下，雙方都提出了停止內戰的要求和反要求。父親堅持要我磕頭認錯。我表示如果他答應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條腿磕頭。戰爭就這樣結束了。我從這件事認識到，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我父親就軟了下來；可是如果我仍溫順馴服，他反而打罵我更厲害。
「回想起來，我認為我父親的嚴厲態度到頭來是自招失敗。我學會了恨他，我們對他建立了真正的統一戰線。同時，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幹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帳，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
「我父親讀過兩年書，認識一些宇，足夠記帳之用。我母親完全不識字。兩人都是農民家庭出身。我是家裡的『讀書人』。我熟讀經書，可是不喜歡它們。我愛看的是中國舊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時候，儘管老師嚴加防範，還是讀了《精忠傳》、《水滸傳》、《隋唐》、《三國》和《西遊記》。這位老先生討厭這些禁書，說它們是壞書。我常常在學堂里讀這些書，老師走過來的時候就用一本正經書遮住。大多數同學也都是這樣做的。許多故事，我們幾乎背得出，而且反覆討論了許多次。關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