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一個邀我前去看紅軍劇社演出的年輕幹部出發時，人們已經紛紛朝著那個用古廟臨時改建的露天劇場奔去了。 那天是星期六，距日落還有兩三個小時，保安似乎已經傾城而出。
學員、騾夫、婦女、被服工廠和鞋襪工廠的女工、合作社職工、蘇區郵局職工、士兵、木工、拖兒帶女的村民，大家都向河邊那塊大草地涌過去，演員們就在那裡演出。很難想像有比這更加民主的場合了。不遠的網球場上甚至還有幾頭羊在啃草。
不售門票，沒有包廂，也無雅座。我看到中央委員會書記洛甫、紅軍大學校長林彪、財政人民委員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澤東以及其他幹部和他們的妻子都分散在觀眾中間，像旁人一樣坐在軟綿綿的草地上。演出一開始就再也沒有人去怎麼注意他們了。
台上掛著一塊紅色的綢制大幕布，上面有「人民抗日劇社」幾個大字，還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拼音，紅軍大力提倡拉丁化來促進群眾教育。節目有三個小時，有短劇、舞蹈、歌唱、啞劇——可以說是一種雜耍表演，共同的地方主要是兩個中心主題：抗日和革命。節目充滿了明顯的宣傳，一點也不精緻，道具都很簡單。但是優點是從鑼鼓鐃鈸和假嗓歌唱中解放出來，採用活的題材而不像腐朽的中國京劇那種沒有意義的歷史故事。最後，演出生氣勃勃，幽默風趣，演員和群眾打成一片，這就彌補了一部分細膩精美的不足。紅軍劇社的觀眾似乎真的在聽著台上的說話：同那些神情厭煩的京劇觀眾相比，這真使人驚奇，因為在中國，看戲的把時間主要花在吃水果、嗑瓜子、聊天、把熱毛巾扔來扔去、到別的包廂里去訪客上面，只是偶爾才看一下台上的戲。
第一個短劇叫《侵略》，以一九三一年滿洲一村莊為背景，幕起時日軍到達，把不抵抗的中國軍隊趕走。第二幕中，日本軍官在一個農民家設宴，把中國人當作椅子坐，喝醉了酒侮辱中國人的妻女。下一幕是日本毒販在叫賣嗎啡和海洛因，強迫每一農民買一份。一個青年拒絕，就被叫出來訊問：「你不買嗎啡，你不遵守滿洲國衛生條例，你不愛你的『聖上』溥儀，」拷打他的人這麼說。「你不好，你是抗日的匪徒！」那個青年就馬上給處決了。
接著一場戲是農村集市，有些小商人在太平的氣氛中叫賣貨物。突然來了日本兵，搜查「抗日匪徒」。他們要當場察看身份證，忘記帶在身上的就被槍決了。接著兩個日本軍官大吃一個小販的豬肉。吃完後他要他們付錢時，他們奇怪地看著他說：「你要我們付錢？可是蔣介石把滿洲、熱河、察哈爾、塘沽停戰、何應欽一梅津協定、冀察委員會都給了我們，也沒有要一個銅板！為了一點點肉，你卻要我們付錢！」他們立刻把他當作「匪徒」用刺刀捅死了。
當然，最後村子裡的人忍無可忍了。商販們把貨攤和遮陽的大傘推倒，農民們拿起長矛，婦女兒童拿起菜刀趕來，大家都宣誓要同日本鬼子「血戰到底」。 這個短劇很幽默風趣，用了本地方言。觀眾不時哄堂大笑，或者對日本人表示厭惡和仇恨的咒罵，他們情緒很激動。對他們來說，這不僅僅是政治宣傳，也不是滑稽戲，而是深刻的真理。演員大多數是十幾歲的少年，而且是陝西和山西的本地人，但是觀眾由於全神貫注於劇中的思想，就把這一點完全給忘記了。
這場以滑稽戲為形式的表演所蘊藏的殘酷的現實意義，並沒有因為劇中的風趣和幽默而模糊起來，至少對一個在場的年輕戰士是如此。他在演劇結束時站了起來，用感情激動的嗓子大聲喊道：「打死日本強盜！打倒殺害中國人民的兇手！打回老家去！」全場觀眾都齊聲高喊他的口號。我後來打聽到這個少年是個東北人，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殺死了。
就在這個時候，漫遊的羊群引起了哄堂大笑，緩和了氣氛。原來它們正在滿不在乎地啃球網，那是開場前忘記收起來的。一些學員趕去追逐羊群，把文娛部門這一重要財產搶救下來，引起了觀眾一陣鬨笑。
第二個節目是《豐收舞》，由劇社的十幾個女孩子優美地演出。她們光著腳，穿著農民的衣褲和花背心，頭上系著綢頭巾，跳起舞來動作整齊優美。我後來知道，其中有兩個姑娘是從江西一路走過來的，她們原來在瑞金的紅軍戲劇學校學習舞蹈。她們是真正有才華的。
另外一個獨特而好玩的節目叫做《統一戰線舞》，表演中國動員抗日。我不知道他們是用什麼魔術變出這些服裝來的，忽然之間有一群群青年穿著白色的水手服，帶著水手帽，穿著短褲——先是以騎兵隊形，後來以空軍隊形，步兵隊形，最後以海軍隊形出現。中國人是演啞劇的天生藝術家，他們的姿態十分寫實地傳達了舞蹈的精神。
接著是一個叫做《紅色機器舞》。小舞蹈家們用音響和姿勢，用胳膊、大腿、頭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才地模擬了氣缸的發動、齒輪和軲轆的轉動、發動機的轟鳴——未來的機器時代的中國的遠景。
在演出之間，觀眾中不時有人叫喊，要請別人即興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個陝西本地姑娘——工廠女工——唱了本省的一個古老民歌，由一個陝西農民用土製琵琶伴奏。另一個「點名」演出是一個學員吹口琴，又有一個學員唱一首南方人愛唱的歌。接著，使我感到完全手足無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國新聞記者獨唱！
她們不肯放過我。天曉得，我除了狐步舞、圓舞曲、《波希米》和《聖母瑪麗亞》以外，什麼也不會，而這些樂曲對這批鬥志昂揚的觀眾來說是很不合適的。我甚至已記不起《馬賽曲》是怎麼唱的了。他們仍繼續要求。我在極度尷尬的情況下終於唱了《盪鞦韆的人》。他們很有禮貌。沒有叫我再來一個。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個節目，我這才感到心頭一塊大石落地。這個節目是一個有革命主題的社會劇——一個管賬的同他的房東太太談戀愛。接著又是舞蹈，舞蹈之後是一個關於西南方面新聞的活報劇和兒童們合唱《國際歌》。從燈光集中的一個圓柱上拉出繩子來掛著萬國旗，周圍伏著許多舞蹈演員。她們慢慢地跟著歌詞抬起身來，挺立著，最後在歌聲結束時高舉著緊握的拳頭。
演出結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舊未減。因此第二天我去訪問人民抗日劇社的社長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於一九〇七年生於河南，參加紅軍已有十年。她原來參加「基督將軍」馮玉祥的國民軍的宣傳隊，一九二七年馮玉祥 與南京的政變妥協以後，她就同許多年輕學生一起離開那裡，在漢口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派她去歐洲，在法國學習了一個時期以後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後回國，闖過國民黨對紅色中國的封鎖，開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紅軍劇社的歷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紹。演劇團體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組織起來的。據危女士說，在那裡，在瑞金的著名的高爾基學校里，從蘇區各地招來了一千多名學員，紅軍訓練了大約六十個劇團。他們在各個村子裡和在前線巡迴演出。每個劇團都收到各村蘇維埃要求去演戲的邀請。農民們由於文化生活貧乏，對於任何娛樂都是很受歡迎的，他們自動安排交通、吃飯、住宿的問題。
危女士在南方時任副社長，到了西北以後負責全部戲劇工作。她在江西參加長征，使幾十個經歷長征而仍活下來婦女之一。在南方的軍隊到西北之前，陝西蘇區就已有了劇社，但在江西的演員到大以後，戲劇藝術顯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訴我，現在一共約有三十個這樣的巡迴劇社，甘肅也有一些。我以後旅行時還會碰到。
危女士繼續說：「每個軍都有自己的劇團，幾乎每個縣也都有。演員幾乎都是在當地招來的。我們從南方來的有經驗的演員現在都已成了導演了。」我遇到好幾個少年先鋒隊員，他們還只有十幾歲，可是已經過長征，現在負責組織和訓練各個村子裡的兒童劇社。
「農民們老遠來看我們紅軍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訴我。「有時，我們臨近白區邊界，國民黨士兵偷偷地帶信來要求我們的演員到邊界的集市上去。我們去後，紅軍和白軍都不帶武器前來集市看我們表演。但是國民黨高級軍官如果知道是絕不答應的，因為國民黨士兵一旦看了我們演出後就不願再打紅軍了！」
這些劇團使我奇怪的不是他們向世界提供什麼有藝術價值的東西，他們顯然沒有，而是他們設備這麼簡陋，可是卻能滿足真正的社會雷要。他們的道具和服裝都很少，但就是能夠用這種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戲劇。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是他們象所有共產黨員一樣天天學習，他們相信自己是在為中國和中國人民工作。他們到哪兒就睡在那兒，給他們吃什麼就愉快地吃什麼，從一個村子長途跋涉走到另一個村子。從物質享受來說，他們無疑是世界上報酬最可憐的演員，然而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
紅軍的劇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寫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藝的幹部給他們寫的，但是大多數是宣傳部門的作家和藝術家寫的。有些短劇是成仿吾寫的，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