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黎明之前離開西安府，那一度是「金城湯池」的高大木頭城門在我們的軍事通行證魔力前面霍地打了開來，拖著門上的鏈條鐺鐺作響。在熹微的晨光中，軍用大卡車隆隆駛過飛機場，當時每天都有飛機從那個機場起飛，到紅軍防線上空去偵察和轟炸。
對於一個中國旅客來說，在這條從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會勾起他對本民族豐富多彩的絢爛歷史的回憶。中國最近發生的歷史性變化——共產主義運動，竟然選擇在這個地方來決定中國的命運，不可不謂恰當。一小時以後，我們擺渡過了渭河，在這個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膚色發黑的野蠻的人發展了他們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國農村的民間神話里仍是一股力量的一些傳說。快到正午的時候，我們到了宗蒲縣。大約兩千兩百年前，那個最先「統一」中國的威赫一時的人物秦始皇就是在這個築有雉堞的城池附近誕生的。秦始皇第一個把他的國家的古代邊境城牆都連接起來，成了今天仍然是地球上最宏偉的磚石工程——中國的萬里長城。
在那條新修的汽車路上，沿途的罌粟搖擺著腫脹的腦袋，等待收割。新修的路面經過水衝車壓，到處是深溝淺轍，因而我們那部載重六噸的道奇卡車，有時也甚至無法通行。陝西長期以來就以盛產鴉片聞名，幾年前西北發生大饑荒，曾有三百萬人喪命，美國紅十字會調查人員，把造成那場慘劇的原因大部分歸咎於鴉片的種植。當時貪婪的軍閥強迫農民種植鴉片，最好的土地都種上了鴉片，一遇到乾旱的年頭，西北的主要糧食作物小米、麥子和玉米就會嚴重短缺。
那天晚上，我在洛川一間骯髒的茅屋裡的土炕 上過了一夜，隔壁屋裡關著豬和毛驢，我自己屋裡則有老鼠，鬧騰得大家都睡不了多少覺。第二天早上剛出城數英里，那片黃土地面便逐層升高，險峻起來，地勢古怪地變了樣。
這一令人驚嘆的黃土地帶，廣及甘肅、陝西、寧夏、山西四省的大部分地區，雨量充分的時候異常肥沃，因為這種黃土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有幾十英尺深的多孔表土層。地質學家認為，這種黃土是有機物質，是許多世紀以來被中亞細亞的大風從蒙古、從西方吹過來的。這在景色上造成了變化無窮的奇特、森嚴的形象——有的山丘象巨大的城堡，有的象成隊的猛獁，有的象滾圓的大饅頭，有的象被巨手撕裂的崗巒，上面還留著粗暴的指痕。那些奇形怪狀、不可思議有時甚至嚇人的形象，好像是個瘋神捏就的世界——有時卻又是個超現實主義的奇美的世界。
在這裡，雖然到處可以看見田疇和耕地，卻難得看見房屋。農民們也是在那些黃土山裡藏身的。在整個西北，多少世紀以來已成了習慣，都是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中國人稱之為「窯洞」。可是這種窯洞同西洋人所說的洞穴並不是一回事兒。窯洞冬暖夏涼，易於建造，也易於打掃。就連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為家。有些是有好幾間屋子的大宅，設備和裝飾華麗，石鋪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線從牆上的紙窗透進室內，牆上還開有堅固的黑漆大門。
在那輛顛簸的卡車裡，一位年輕的東北軍軍官坐在我身旁，在離洛川不遠的地方，他將那樣一個「窯洞村」指給我看。那地方離汽車路只有一英里左右，中間只隔著一個深谷。
「他們是紅軍，」他向我透露說。「幾個星期以前，我們派一隊人到那裡去買小米，村子裡的人一斤也不肯賣給我們。當兵的笨蛋就動手搶了一些。他們退出村子的時候，農民便開槍打他們。」他用雙臂畫了一條大弧線，把國民黨軍隊駐守的許多堡壘——構築在山頂上的機槍陣地——嚴密保護下的公路兩邊的一切都包括在裡面。「赤匪，」他說，「在那邊，全部都是赤匪的地盤。」
我懷著更加濃厚的興趣眺望他指出的地方，因為幾小時之內，我就要踏進那莫測究竟的山丘和高地的那一邊去了。
在路上，我們遇見了一〇五師的一些部隊，他們都是東北人，正從延安回到洛川去。他們是瘦削而結實的青年，大多數比一般中國士兵的身材高些。我們在路邊的一家小客店歇下來喝茶，有幾個士兵在那裡休息，我在他們的附近坐了下來。他們是剛從陝北的瓦窯堡回來的，在那裡曾經和紅軍發生過遭遇戰。我聽到了他們相互間談話的一些片斷。他們是在那裡談論紅軍。
「他們吃得比我們好得多，」一個說。「是的，他們吃的是老百姓 的肉呀！」另一個答道。「那沒有關係，不過是少數地主，反而有好處。我們到瓦窯堡去，有誰感謝我們呢？是地主！你說是不是？我們為什麼要為那些有錢人送命呢？」「他們說現在有三千多東北軍已經加入他們一邊了……」「這又是他們有理的一件事。我們除了打日本人，同誰也不想打的，為什麼我們要打起自己人來呢？」一個軍官走了過來，於是這番引人入勝的談話就中止了。那個軍官命令他們上路。他們揀起了他們的槍，拖著腳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們也坐車走了。
第二天午後不久，我們到達延安，在長城以南約四百華里 ，陝北唯一可以通車的道路到這裡便是終點。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在過去幾個世紀里，從北方來的游牧部落曾經通過這裡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大軍也曾經通過這裡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個理想的要塞，它位於一個深谷中間，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堅固的城牆一直延伸到山巔。現在，城牆上新建了許多工事，象蜂窩一樣，工事里一挺挺機槍都對著不遠地方的紅軍。公路以及與公路直接毗連的地方，那時仍然在東北軍手裡，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斷聯繫的。蔣介石總司令對紅軍進行了封鎖，紅軍利用封鎖來對敵人進行反封鎖，據說有數以百計的人活活地餓死。
就是用飛機來對付周圍的紅軍也證明是不起作用的。紅軍把機關槍架在山頂——因為他們沒有高射炮——結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飛行員來給城裡空投供應時，不得不飛得極高。事實上，大多數的供應品都落在紅軍手裡，他們就在延安城外開了一個市場，將食物賣回給城裡被困的居民。連張學良自己的外國駕駛員，因怕機關槍的高射，也有點膽怯起來，有一個美國人竟因此而辭職。後來我在西安府看見少帥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機滿身都是彈孔，我對那飛行員深表同情。
紅軍對延安 的長期包圍，是在我到達那裡以前幾個星期才解除的，但是從居民的面有菜色，從店鋪里的貨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門緊閉，還可以明顯地看到圍城的跡象。食品極少，價格高昂。可以買到的那一點東西，都是因為同紅軍游擊隊達成暫時的休戰而得到的。當時曾達成協議，東北軍不在這條戰線上向蘇區發動攻勢，作為交換條件，蘇區的農民開始出售糧食和蔬菜給那飢餓的剿共軍隊。
我有到前線訪問的證件。我的計畫是第二天一早離開延安，到「白軍」前線去，那裡的軍隊限於防守陣地，沒有前進的意圖。到了前線後，我打算岔入一條據說是商販偷運貨物出入蘇區的山道。
我如願以償，安然通過最後一個崗哨，進入無人地帶——這個經歷，我要是如實地敘述出來，就可能給那些幫助我前去的國民黨方面的人造成嚴重困難。現在我只消說，我的經歷再次證明在中國任何事情都可能辦到，只要照中國的方式去辦。因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我確實已經把最後一架國民黨的機關槍拋在後邊，走過那個把「紅」「白」兩區分開的狹長地帶了。
跟著我的，只有一個騾夫，他是我在延安雇來的。他答應把我簡單的行李——鋪蓋卷、一點吃的、兩架相機和二十四卷膠片，運到紅軍游擊隊的第一個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還是白匪，不過他的樣子的確像個土匪。幾年以來，這一帶反覆被那兩種顏色的軍隊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過赤匪就是做過白匪——也許兩者都做過。我決定最好是不要問莽撞的問題，只是乖乖地跟著他走，希望一切順利。
我們沿著一條彎彎曲曲的小溪走了四個小時，一路沒有見著一個人影。那裡根本沒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兩邊岩壁高聳，溪水就在中間湍急地流過，在岩壁上面就是險峻的黃土山。要結果掉一個過分好奇的洋鬼子，這是一個好去處。使我惴惴不安的一個因素，是那個騾夫對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羨慕。
「到啦！」他突然轉過頭來大聲說。這裡，岩壁終於消失，一個狹小的山谷展現在我們面前，山谷里一片綠油油的麥苗。「我們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著他的前面望去，看見一座小山的山邊有一個黃土村落，縷縷青煙從村裡那些高大的泥煙囪里裊裊上升，那些煙囪象長長的手指一樣豎立在峭壁的面前。幾分鐘之後，我們就到了那裡。
一個年輕的農民，頭上包著一條白毛巾，腰間插著一支左輪手槍，從村裡走出來，驚愕的望著我，問我是誰，到那裡去幹什麼？「我是個美國記者，」我說。「我要見這裡的貧民會主席。」他面無表情地看著我，回答說：「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