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危機在我到達西安府大約六個月後就要令人意想不到地爆發，富有戲劇性地使全世界都知道，張學良少帥統率下的大軍同他以剿共軍副總司令身份奉命要去剿滅的「匪軍」令人驚詫地結成了同盟。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外界仍完全蒙在鼓裡，不知道這些奇怪的發展，甚至在蔣介石自己的控制西安府警察的藍衣社憲兵總部，也沒有人知道到底要發生什麼事情。西安府的監牢里關著大約三百名共產黨員，藍衣社還在繼續搜捕。當時空氣極度緊張。到處是特務和對方的特務。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必要秘而不宣這些興奮緊張的日子裡發生的事情，和當初不得已才讓我知道的秘密了，因此可以在這裡報道出來。
我在到西安府之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紅軍戰士。在北京為我用隱色墨水寫了一封介紹信給毛澤東的人，我知道是個紅軍指揮員，但是我沒有見到過他。這封介紹信是通過第三者，我的一個老朋友給我的。但是除了這封介紹信以外，我在西北要取得聯繫，只有一個希望。我得到的指點就是到西安府某家旅館去，要了一個房間住下來，等一個自稱姓王的先生來訪，除此之外，我對他一無所知。確實是一無所知，除了他會設法給我安排搭乘——他們這樣答應我——張學良的私人座機去紅區！
我在旅館裡住下來後過了幾天，有一個身材高大，胖得有點圓滾滾的，但是體格結實，儀錶堂堂的中國人，身穿一件灰色綢大褂，穿過打開著的房門進來，用一口漂亮的英語向我打招呼。他的外表像個富裕的商人，自稱姓王，提到了我在北京的那個朋友的名字，並且還以其他方式證實了他就是我等的那個人。
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了，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作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 。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種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物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了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這裡就需要介紹一些背景情況，才能說明當時已經達成的秘密諒解的基礎是什麼。
大家知道，張學良在一九三一年之前還是受人愛戴、為人慷慨、有現代化思想、能打高爾夫球、卻又喜好賭博、吸毒成癮這樣一個性格矛盾的主宰滿洲三千萬人民的軍閥獨裁者。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承認他從他土匪出身的父親張作霖那裡繼承下來的職務，並且還給了他中國軍隊副總司令的頭銜。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一開始征服東北，張學良的厄運就開始了。侵略開始時，張少帥在長城以南的北京協和醫院治療傷寒，無法獨立應付這場危機。他只有依靠南京，依靠和他歃血為盟的「大哥」蔣介石總司令。但是蔣介石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打仗，主張不抵抗，向後撤，依賴國際聯盟。張學良當時有病在身，年輕（只有三十三歲），沒有經驗，又受到腐敗無能的食客的包圍，於是接受了蔣介石的意見和南京的命令，結果就坐失了他的老家滿洲，幾乎沒有放一槍來進行保衛。這樣的犧牲使得總司令能夠在南京維繫他自己的搖搖欲墜的政權，開始對紅軍發動新的圍剿。
這就是在中國叫做東北軍的滿洲軍隊的大部轉移到長城以南中國本土來的背景。日本侵略熱河時又發生了同樣的情況。張學良當時沒有在醫院裡，其實他是應該住院的。南京沒有給他任何支援，也沒有作抵抗的準備。總司令為了要避免打仗，準備讓熱河也淪於日本之手——結果就是這樣。張學良背了黑鍋，馴服地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在全國義憤填膺的情況下，總得有人辭職以謝國人。本來這不是蔣介石就是張學良，結果是張學良屈服下台，他到歐洲去「考察」一年。
張學良在歐洲所經歷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不是他見了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會晤了麥克唐納 ，也不是蘇俄愚蠢地不讓他去訪問，而是他治癒了吸毒惡習。他象許多中國將領一樣，幾年前在作戰間隙染上了吸鴉片的惡習。要戒煙不是件易事；他沒有時間進行必要的長期治療，他天真地盲目相信的一個醫生告訴他可以用打針的辦法治癒。他固然戒掉了煙癮，可是等到療程結束時，這位少帥卻成了一個嗎啡鬼了。
我在一九二九年在瀋陽第一次見到張學良時，他是全世界最年輕的獨裁者，當時他的氣色還不錯。他人很瘦，臉色清癯發黃，但是思想敏捷活躍，看上去精神飽滿。他是公開激烈反日的，他很想實現把日本趕出中國和把滿洲現代化這兩個奇蹟。幾年後他的健康狀況大為惡化。他在北京的一位醫生告訴我，他一天用「葯」要花二百元錢——這種葯是特別調製的嗎啡，從理論上來說能夠「逐步減少用量」。
但是在歐洲，張學良取得了一個大勝利，他戒了吸毒惡習。到一九三四年他回國時，他的朋友們看到他又驚又喜：他的體重增加了，肌肉結實了，臉色紅潤，看上去年輕了十年，人們在他身上有看到了年輕時代那個傑出有為的領袖的痕迹。他本來思維敏捷，講究現實，現在他就給他這種頭腦一個發展的機會。他到漢口重掌東北軍的統率權，當時為了打紅軍，東北軍已調到了華中。儘管他過去犯有錯誤，他的部下仍舊熱烈地歡迎他回來，由此可見他人望之高。
張學良實行了新的生活習慣——六時起床，鍛煉身體，每日練武讀書，吃的是粗茶淡飯，過的是簡樸生活。當時東北軍還有十四萬人，他除了同軍官以外，還同部下直接接觸。東北軍開始出現了新面貌。懷疑派逐漸相信，少帥又成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因此認真對待他在回國時立下的誓言：他要把畢生精力用於收復滿洲，為人民雪恥。
與此同時，張學良對總司令還沒有失去信心。在他們的全部交往的關係中，張學良對那個長者始終忠心耿耿，從未動搖，他曾經三次拯救那個長者的政權免於崩潰，而且充分信任那個長者的識見和誠意。他顯然相信蔣介石所說的要收復滿洲，決不再未經抵抗就讓出一寸領土的話。但是，一九三五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繼續進行侵略，成立了冀東傀儡政權，并吞了一部分察哈爾，提出了華北脫離南方的要求，對此，南京已經默認了一部分。少帥麾下的官兵甚為不滿，特別是在調到西北繼續對紅軍打不受歡迎的內戰，而對日本卻不開一槍以後，更是普遍嘖有怨言。
在南方同紅軍打了幾個月的仗以後，少帥和他的一些軍官開始有了幾點重要的認識：他們所打的「土匪」實際上是由抗日愛國的能幹指揮員領導的；「剿共」這件事可能要繼續好幾年；一邊同紅軍打仗，一邊要抗日是不可能的；而在這期間東北軍卻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戰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
儘管如此，張學良把他的司令部遷到西北以後，仍開始大舉進攻紅軍。有一陣子他打了幾次勝仗，但是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和十一月間，東北軍吃了大敗仗，據說丟了整整兩個師（一〇一師和一〇九師）和另外一個師（一一〇師）的一部分。成千上萬的東北軍士兵「投向了」紅軍。也有許多軍官被俘，扣了一陣子受「抗日教育」。
這些軍官釋放回到西安以後，大肆讚揚地向少帥作了關於蘇區士氣和組織的報告；特別是關於紅軍有誠意要停止內戰，用和平民主方法統一全國，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這給了張學良很深刻的印象。使他印象更為加深的是，他的部隊送上來的報告說，全軍都有反對與紅軍作戰的情緒，紅軍的「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和「同我們一起打回老家去」的口號影響到了東北軍的全體官兵。
與此同時，張學良本人也受到了強烈的左傾影響。他的東北大學的許多學生來到西安，在他手下工作，其中有些是共產黨員。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日本在北京提出要求以後，他傳話到北方去，凡是抗日的學生，不論政治信仰如何，都可以投奔到西安府來。在中國其他地方，進行抗日宣傳的人都遭到南京的逮捕，唯獨在陝西，他們卻受到了鼓勵和保護。張學良的一些年輕軍官也受到學生的很大影響，當被俘的軍官從紅區回來，談到那裡到處都有公開的抗日群眾團體和紅軍在人民中間的愛國宣傳時，張學良開始越來越把紅軍當作天然的盟友而不是敵人了。
據王牧師告訴我，就是在這當兒，也就是一九三六年初，有一天他去拜訪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說：「我是來向你借飛機到紅區的。」
張學良吃了一驚，跳起來瞪著眼睛說：「什麼？你敢到這裡來提出這樣的要求？你不知道憑這一點就可以把你壓出去槍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