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六月初，北京披上了春天的綠裝，無數的楊柳和巍峨的松柏把紫禁城變成了一個迷人的奇境；在許多清幽的花園裡，人們很難相信在金碧輝煌的宮殿的大屋頂外邊，還有一個勞苦的、飢餓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國侵略的中國。在這裡，飽食終日的外國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過著喝威士忌酒攙蘇打水、打馬球和網球、閑聊天的生活，無憂無慮地完全不覺得這個偉大城市的無聲的絕緣的城牆外面的人間脈搏——許多人也確實是這樣生活的。
然而，在過去的一年裡，就連北京這個綠洲，也難免那瀰漫於全中國的戰鬥氣氛的侵襲。日本徵服的威脅，在人民中間，特別是在憤怒的青年中間，激起了盛大的示威抗議。幾個月以前，我曾經站在那彈痕累累的內城城牆下，看到上萬名學生在那裡集合，他們不顧憲警的棍棒，齊聲高呼：「一致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割華北的要求！」
北京的全部磚石屏障都阻擋不住中國紅軍試圖穿過山西向長城挺進的這一驚人之舉引起的反響。這次遠征號稱要對日作戰，收復失地，但未免有些唐·吉訶德味道，立即被蔣介石總司令的十一師精銳新軍所攔截，但是，這卻阻止不了那些愛國學生，他們不怕坐牢，也不怕可能丟腦袋，大批走向街頭，喊出了那被禁的口號：「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抗日救國！」
一天午夜，我登上了一列破敗不堪的火車，身上有點不舒服，可是心裡卻非常興奮。我所以興奮，是因為擺在我面前的這次旅行是要去探索一個跟紫禁城的中世紀壯麗豪華在時間上相隔千百年、空間相距千百里的地方：我是到「紅色中國」去。我所以「有點不舒服」，是因為我身上注射了凡是能夠弄到的一切預防針。用微生物的眼睛來看一下我的血液，就可以發現一支令人毛骨悚然的隊伍；在我的臂部和腿部注射了天花、傷寒、霍亂、斑疹傷寒和鼠疫的病菌。這五種病在當時的西北都是流行病。此外，最近還流傳著令人吃驚的消息，說淋巴腺鼠疫正在陝西省蔓延開來，陝西省是地球上少數幾處流行這種風土病的地方之一。
而我的第一個目的地就是西安府。這個地名有「西方平安」的意思，是陝西省的省會，要從北京向西南做兩天兩夜勞累的火車，才能到達隴海路西端的這個終點站。我的計畫是從那裡向北走，進入位於大西北中心的蘇區。在西安府以北大約一百五十英里的一個市鎮——洛川，當時是陝西紅區的起點。洛川以北的地區，除了公路幹線兩旁的幾個狹長地段以及下文將要提到的幾個地點外，已經全部染紅了。大致說來，陝西紅軍控制的地區南到洛川，北到長城；東、西兩邊都以黃河為界。那條寬闊的濁流從西藏邊緣往北流經甘肅和寧夏，在長城北面進入內蒙古的綏遠省，然後曲曲折折地向東流行許多英里，又折而向南，穿過長城而構成陝西、陝西兩省的分界線。
當時蘇維埃活動的地方，就在中國這條最容易鬧災的河流的這個大河套里——陝西北部、甘肅東北部和寧夏東南部。這個區域同中國誕生地的最初疆界差不多相符，真可謂歷史的巧合。數千年前，中國人當初就是在這一帶形成統一的民族的。
第二天早晨，我觀察一下我的旅伴，看見一個青年人和一個面目端正、留著一綹花白鬍子的老人，坐在我對面呷著濃茶。那個青年很快就跟我攀談起來，先是客套一番，後來就不免談到了政治。我發現他妻子的叔叔是個鐵路職員，他是拿著一張免票證乘車的。他要回到離開七年的四川老家去。不過他不能肯定究竟能不能到家。據說他家鄉附近有土匪在活動。
「你是說紅軍嗎？」
「哦，不，不是紅軍，雖然四川也有紅軍。我說是土匪。」
「可是紅軍不也就是土匪嗎？」我出於好奇心問他。「報紙上總是把他們稱為赤匪或共匪的。」
「啊，可是你一定知道，報紙編輯不能不把他們稱作土匪，因為南京命令他們這樣做，」他解釋說。「他們要是用共產黨或革命者的稱呼，那就證明他們自己也是共產黨了。」
「但是在四川，大家害怕紅軍不是像害怕土匪一樣嗎？」
「這個么，就要看情況了。有錢人是怕他們的，地主、做官的和收稅的，都是怕的。可是農民並不怕他們。有時候他們還歡迎他們呢。」說到這裡，他不安地望了那老人一眼，那老人坐在那裡留心地聽著，卻又顯得並不在聽的樣子。「你知道，」他接著說，「農民太無知了，他們不懂得紅軍不過是要利用他們。他們以為紅軍說話是當真的。」
「那末他們說話不是當真的了？」
「我父親寫信給我，說紅軍在松潘取締了高利貸和鴉片，重新分配了那裡的土地。所以，你看，他們並不完全是土匪。他們有主義，這沒有問題。但是他們是壞人。他們殺人太多了。」
這時，那花白鬍子忽然抬起他那溫和的臉孔，十分心平氣和地說出一句驚人的話來：「殺得不夠！」我們兩人聽了都不禁目瞪口呆地望著他。
不巧火車這時已經快到鄭州，我在那裡得換乘隴海路的車，因而不得不中斷討論。可是，從那時起，我心裡一直在納悶，這位模樣儒雅的老先生有什麼確鑿的證據來支持他那駭人聽聞的論點呢。在這第二天的旅途上，火車（這列火車還心，很舒適）在河南和陝西的景象奇異、層層重疊的黃土山中緩慢地爬行，最後開進西安府新建的漂亮車站，我卻整天都在納悶這件事。
我到西安府不久，就去拜訪陝西省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將軍。楊將軍在一兩年以前，在陝西那些未被紅軍控制的地區，還是個唯我獨尊的土皇帝。他當過土匪，後來經由中國那條許多極有才能的領導人由此上台的途徑而掌握了權勢，據說也在這條大道上照例發了大財。但是在最近，他不得不同西北的其他幾位先生分享他的權利了。因為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滿洲的統治者張學良「少帥」，帶著他的東北軍開到了陝西，在西安府就任這一帶的最高紅軍征剿者——全國剿匪總部副司令。而為了監視這位少帥，又派來了蔣介石總司令的侍從邵力子。這位邵先生便是陝西省的省主席。
在這些人物——還有其他一些人——之間，維持著一種微妙的均勢。而在所有這些人的背後牽線的，就是那位手段厲害的總司令本人，他力圖把他的獨裁統治擴大到西北去，不但要消滅正在奮鬥中的蘇維埃民主，而且要把老楊和小張兩人的軍隊都消滅掉，用的就是使他們互相殘殺這個簡單的方法——這是政治軍事方面一出出色的三幕劇，而戲中的主要謀略，蔣介石顯然認為只有他自己才懂得。正是這種估計錯誤——在追求上述目的時有些操之過急，在肯定對手的愚蠢時又有些過分自信——導致蔣介石几個月以後在西安府成了階下囚，聽由這三方面發落！我在下文中要談到總司令被逮的這一驚人事件，說明它怎樣把中國的歷史引導到了新的方向。
我在一所新近竣工、耗資五萬的巨石宅第里會見了楊將軍。當時他沒有帶著太太而是單身住在這所有著多間寢室的拱頂建築物——綏靖公署主任的官邸里。原來楊虎城也同這個過渡時期的許多中國人一樣，為家庭糾紛所苦，因為他有兩個太太。第一個太太是他年輕時娶的小腳女人，是他的父母在浦城給他娶的。第二個是象蔣介石夫人那樣的一位活潑而勇敢的女性，年輕貌美，已經是第五個孩子的母親，既摩登又進步，據說從前參加過共產黨，是楊將軍自己看中的。據傳教士們說，在楊將軍這個新居落成的時候，兩個太太看來都向他提出了相同的最低要求。她們互相憎恨；她們都為他生育了兒子，都有權做他的合法妻子；雙方都堅決不肯搬到那巨石營建的宅第里去住，除非對方不住在裡面。
在一個局外人看起來，事情好像很簡單：顯而易見的解決方法是，離去一位太太或者另娶第三位太太。但是楊將軍還沒有打定主意，因而他還是單身住著。他的這種尷尬處境，在現代中國並不少見。蔣介石同那位有錢的、美國留學的、相信基督教的宋美嶺結婚的時候，也曾遇到同樣的問題。這一決定受到了傳教士們的高度讚許，他們從此以後一直在為他的靈魂祈禱。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法是從西方輸入的新穎思想，許多中國人對之仍然要皺眉頭。至於出身草莽的老楊，對於自己的靈魂的歸宿，大約是不如對祖宗的傳統那麼關心的。
決不要以為楊虎城將軍早年當過土匪，就必然沒有資格做領袖了。這樣的假定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在中國，一個人青年時當過土匪，往往表示他有堅強的性格和意志。翻一翻中國的歷史，就可以發現中國有些極能幹的愛國志士，都曾一度被人貼上土匪的標籤。事實上，許多罪大惡極的無賴、流氓、漢奸，都是以正人君子的面目，陳腐的詩云子曰的偽善，中國經書上的愚民巫術，爬上顯赫的地位的，儘管他們常常也要利用一個純樸的土匪的有力臂助來達到這一目的——今天多少也仍是如此。
楊將軍反正在大多數外國傳教士中間名聲不佳，因此他不可能真的是個壞人。他的革命歷史，說明他原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