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開另一扇門，她便走了進去，然後坐在盧前一天下午坐過的那把椅子上。我又打開了幾扇窗，然後把會客室的外門上了鎖，又划了一根火柴，幫她點著了左手中的那根煙。她既沒有戴手套，也沒有戴戒指。
她穿著襯衣和花格裙子，外頭罩著寬鬆的外套。頭上戴著一頂十分貼身的帽子，樣式一點兒也不算過時，不至於讓人一看就覺得她是個走了霉運的人。但這頂帽子幾乎把她的頭髮全遮起來了。她臉上沒有化妝，看起來30歲左右，一臉獃滯而疲憊的神情。
她拿著煙的那隻手看上去簡直過於穩定了，像時刻警惕著什麼一樣。我坐了下來，等著她開口。
她盯著我的頭上方的那堵牆一直看，什麼話也沒說。過了一小會兒，我給煙斗填了煙，然後抽了一分鐘。接著我便站了起來，走到通向走廊的那扇門前面，把之前從投信口裡塞進來的幾封信撿了起來。
然後我又在桌子旁邊坐了下來，旁若無人地把信逐一掃了一眼，打開其中一封看了兩遍。我做這些的時候都沒有正眼看她，也沒有跟她說話，但依然留意著她。她看上去像是鼓足了勇氣，要跟我說什麼似的。
最後她終於有動靜了。她打開了一個很大的黑色漆皮包，從裡面拿出一個鼓鼓的馬尼拉紙信封，扯下上面的橡皮筋，兩隻手捧著那個信封坐在那兒，頭斜得老遠。那根煙被她叼在嘴角，正冒著灰色的煙。
她慢慢說道：「盧跟我說過，萬一我遇上了什麼麻煩，就來找你。現在我的麻煩可大了。」
我盯著那個馬尼拉紙信封。「盧是我一個很好的朋友，」我說，「我會幫他干任何正當的事兒，以及某些不正當的事兒——比如昨晚。但這不意味著我跟盧總是一夥的。」
她把煙扔到煙灰缸的玻璃碗裡頭，沒有熄滅它。她的眼睛裡突然燃起一道黑色的火焰，很快就又熄滅了。
「盧死了。」她的聲音里聽不出有一絲情感。
我拿著一支鉛筆伸了過去，戳在煙點著的那一頭，直到它停止冒煙了為止。
她繼續說：「卡納萊斯的幾個手下把他打死了——他們拿著一把小手槍，一槍就把他射死了。那把槍看起來很像我的那把。我之後找的時候就找不到我自己的那把了。一整個晚上我都待在他的屍體旁邊……我沒有別的選擇。」
她突然暈了過去，眼珠往上一翻，便一頭磕在桌子上，然後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那個馬尼拉紙信封就掉在她鬆開了的手前面。
我急忙拉開了一個抽屜，拿出酒和杯子，沒有摻水直接倒了一點，然後拿著杯子走到桌子那邊，把她扶到椅子上。接著，我用力地把杯口湊在她的嘴邊——用力到足以弄疼她。她掙扎了幾下，然後吞了下去。有些酒順著她的下巴流了下來，但雙眼總算恢複生氣了。
我把那杯威士忌擺在她面前，又重新坐下了。信封的口蓋張得老開，我看到裡面放著鈔票——一捆一捆的鈔票。
接著，她開始用一種恍惚的口吻跟我說起話來。
「我們在兌錢的人那裡都換成了大鈔，但還是塞了鼓鼓的一包。信封里總共有兩萬兩千美元，幾百塊的零頭我就沒放進去了。」
「盧很擔心。他知道卡納萊斯要追上我們易如反掌。雖然你可能也跟在我們後頭，但你也做不了什麼。」
我說：「大家都看到卡納萊斯把錢輸給你們了。就算他心疼，這也算是好好給他打了一回廣告。」
她繼續說她的，好像我根本沒開過口一樣。「開車經過城裡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計程車司機把車停到路邊，坐在車裡，於是盧便計上心頭。他出一百美元，讓那個司機把計程車開到聖安格魯，然後再把別克轎車開到旅館去。那個小夥子讓我們坐上車，載著我們開到另外一條街，然後我們便換了車。我們很抱歉把你甩開了，但盧說你不會介意的。而且，我們也許還能找個機會給你打個信號什麼的。
「盧並沒有回旅館去。我們搭了另外一輛計程車到我那兒去了。我住在南明德800街區的霍巴特埃姆斯公寓。那裡的前台不會問你一堆有的沒的。我們上樓走到我的公寓，剛打開燈，兩個蒙著面的人便從客廳和小餐室中間的那半堵牆後面走了出來。其中一個又矮又瘦，另一個則是個大塊頭，下巴像個架子一樣從面罩下面突了出來。盧沒有多想，動了一下，那個大塊頭便馬上朝他開了一槍。那槍只是模糊地噼啪響了一聲，沒有很響，盧便倒在地上，再也沒有動過。」
我說：「他們可能就是把我給撂倒了的那些人。我還沒有跟你說過這事兒。」
但她好像也沒聽到這句話。她的臉色蒼白而鎮定，彷彿打了石膏一樣面無表情。「也許我最好再喝上一點兒烈酒。」她說。
我倒了兩杯酒，然後兩人都喝了起來。她繼續說：「他們搜了我們的身，但錢沒有在我們身上。回去之前我們找了一個通宵營業的雜貨店，稱了一下重量，然後在一個郵政支局把錢寄了出去。之後他們又把公寓搜了個遍，不過我們才剛進到公寓里，顯然沒有時間去藏什麼東西。那個大塊頭揮了一拳把我打昏了，當我再醒來的時候，他們已經不見了，只剩我一個人，以及盧橫在地板上的屍體。」
她指著下巴邊上的傷痕。那兒是有點東西，但看不出什麼。我在椅子上動了動，然後說：「去你家的路上他們就已經從你們旁邊經過一回了。他們要是機靈點，在那條路上看見一輛計程車，就該知道得好好搜一搜。但他們是怎麼知道該上哪兒去找你們的？」
「這個我昨晚好好地想過了，」葛蘭小姐說，「卡納萊斯知道我住在哪兒。他曾經跟著我回家，還試圖讓我邀請他到我家裡去。」
「這樣，」我說，「但是他們為什麼會到你家裡去呢？而且，他們是怎麼進去的？」
「這沒有什麼難的。公寓的窗戶下面有一個窗檯，一般的男人側著身都可以沿著它走到太平梯。他們可能還安排了其他人埋伏在盧的旅館房間里。這一點我們倒是想到了，但就是沒想到他們會知道我住在哪兒。」
「把剩下的事都告訴我。」我說。
「那筆錢寄給我了，」葛蘭小姐解釋道，「盧是個很好的男人，但是作為一個女人，我得保護自己。這就是為什麼昨天晚上我得跟盧的屍體待在一塊兒，直到錢寄過來了為止。然後我就到你這兒來了。」
我站了起來，朝窗戶外看去。對面有個胖女孩兒正在對著打字機猛敲，在我這兒都能聽到噼噼啪啪的聲音。我又坐了下來，盯著一根拇指看。
「他們有沒有留下槍？」我問她。
「沒有，除非他們把槍藏在盧的屍體下面。那兒我就沒看過。」
「他們這麼容易就放過你了，也許根本就不是卡納萊斯派來的。盧他常跟你掏心窩子嗎？」
她搖了搖頭，沒有作聲，灰藍色的雙眼看上去若有所思，不再跟剛才一樣目光獃滯了。
「好吧，」我說，「你到底想要我做些什麼？」
她微微眯起了雙眼，然後伸出一隻手，慢慢地把那個鼓鼓的信封從桌子那邊推了過來。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現在我遇到了麻煩，但我不會就這樣讓自己破產的。這當中一半的錢是我的，我想乾乾淨淨地拿回來。另外一半全給你。昨晚我要是報了警，他們肯定會想方設法把錢都從我這兒挖走的……我想，盧會願意讓你把這一半的錢拿走的，要是你願意跟我合作的話。」
我說：「要花錢雇個私家偵探的話，這個數可不小啊，葛蘭小姐。」接著我又疲憊地笑了笑，「你昨晚沒報警，現在可就得吃虧了。不過，不管他們說什麼，都有辦法可以應付。我想，我最好還是到你那兒去看看是什麼出了毛病，如果有的話。」
她趕緊朝我靠過來，然後說：「這錢交給你保管行嗎？……你敢嗎？」
「當然。我會到樓下去一趟，把錢放在保險箱里。鑰匙可以拿一把給你保管著，之後我們可以再談談分攤的事兒。我想，我們得讓卡納萊斯知道，他必須來找我一回。而且，你最好先去一個小旅館避避風頭——我有個朋友在那兒。至少，得等到我打聽到一點消息再說。」
她點點頭。我把帽子戴上，又把信封塞在腰帶裡頭。然後我走了出去，跟她說要是覺得太緊張的話，左手邊最上面的抽屜里有一把手槍。
等到我再回來的時候，她好像並沒有動過。但她說，她已經打電話到卡納萊斯那裡去留了個口信，他應該會明白的。
之後我們走了挺偏僻的路，到了位於布蘭特和C大街上的洛林旅館。路上沒人追殺我們，而且就我能看到的，也沒有人尾隨著我們。
我跟旅館值日班的接待員吉姆·多蘭握了握手，偷偷塞了一張20美元的鈔票。他把手揣到兜里，然後說他會很樂意為「湯普森小姐」服務，不讓她受到打擾的。
之後我便離開了。中午的報紙上也沒有任何關於盧·哈格死在霍巴特埃姆斯公寓里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