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案（又稱湖南事變）毫無疑問是新桂系對中央政府，也是對蔣介石權威的一次嚴重挑釁。武漢政治分會儘管還沒有被撤銷，但相關條例明確規定，這一機構無權任免該區域內的人員。桂軍兵至長沙，更是違背了編遣委員會關於各部隊應靜候檢閱，不得擅自調動的決議。
驚聞魯案爆發，蔣介石忙從奉化趕回南京。在聽魯滌平講述完事變的經過後，他大為氣憤，認為新桂系擅自撤換中央所任命的封疆大吏，形同造反。
李宗仁自知理虧，在蔣介石返回南京的當天，即電呈南京政府，說：「雖事前並不知情，但職責所在，亦應請予處分。」之後他推託患了眼疾，跑到上海租界的醫院裡躲了起來。
蔣介石在南京發表的談話中，還提到新桂系此舉，「沒有給譚院長留面子」。的確，看到自己的嫡系喪魂落魄地跑回南京，身為行政院長的譚延闓與蔣介石一樣對新桂系極為不滿。
另一個讓譚延闓感到不高興的人是何鍵。儘管何鍵在事變中給自己留了餘地，可這如何能瞞得過大半輩子都在官場上廝混的譚延闓？從魯滌平的哭訴中，譚延闓完全能夠判斷出何鍵就是倒魯行動的主謀者之一，以及在這次事變中擔當了怎樣兩面討好的圓滑角色。他對人說：「何鍵被桂系牢籠，不能自拔，想趁此機會撈取政治資本，也是實情，但以後再想兩面討好，那是做不到的。」
魯案後，南京政府面臨著十分棘手的難題。根據法理，武漢政治分會的任免是非法的，何鍵當然也不能主湘，可現在的問題是木已成舟，如果對何鍵的新職務貿然加以否認，不僅可能使湖南局面更加陷入僵局，而且必然會將何鍵進一步推向新桂系一邊。
正因如此，當魯滌平手下的一些幕僚憤憤不平，紛紛對何鍵展開攻擊時，譚延闓又選擇了緘默不言。他和蔣介石商量一致的結果，還是要暫時穩住何鍵，以防湖南再次出現動蕩。2月27日，南京中央會議做出決議，派何鍵暫行代理湖南省主席（不久便正式督湘）。與此同時，蔣介石將其主力部隊集中至安徽境內，積極準備以武力解決盤踞在長江上游的桂軍，而桂軍也不甘示弱地擺出了一副決鬥架勢。
看到蔣介石不會輕易放過魯案，李宗仁遂請辭國民政府委員職，白崇禧也稱病請辭前敵總指揮職。
當然，這只是一種姿態，或者說是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進行要挾的手段。在新桂系內部，早已通過秘密帶信、傳發密電等方式對軍事方案展開討論。
在新桂系的三巨頭中，「李白」都以軍事指揮見長，偏重於攻，唯有黃紹竑以政略見長，被稱為新桂系的「陰謀家」，偏重於守。黃紹竑認為不能急於同蔣介石開火，他主張把桂系主力控制在粵漢線上，必要時不惜放棄武漢和北平。這樣至少可以確實控制住廣東和湖南，達到進可戰、退可守的目的。
白崇禧卻認為黃紹竑的戰略過於消極。他說如果那樣的話，新桂系由廣州到武漢、北平的熱烘烘局面就自己垮掉了。他計畫派自己在唐山的「桂系湘軍」（指唐生智舊部）徐州直趨浦口，而以武漢的「桂系鄂軍」（指胡宗鐸、陶鈞兩部）順長江東下直取南京。
白崇禧的觀點得到了胡、陶的支持。李宗仁見狀，便也站到了白、胡、陶一邊。
「李白」不肯捨棄尺土寸地，當然是緣於對自身實力的評估，但同時也是因為得到了馮玉祥的許諾。
西北軍的兵力超過蔣、桂中的任何一家，可以說馮玉祥選擇跟誰合作，誰就可能立於不敗之地。蔣、桂都意識到了這一點，雙方都竭力與馮玉祥套近乎，一時信使往來，頗為頻繁。最後，李宗仁派出的代表搶先一步得以在河南拜見馮玉祥，並帶去了「李白」的意見，稱老蔣要以編遣的名義壓迫馮桂兩軍，現在「李白」決定倒蔣，約馮一同行動。
蔣、李曾是結義兄弟，可是一轉眼也就翻了臉。李宗仁為此大發感慨，說蘭譜中的話真不可靠，所謂的「親如兄弟、同生共死」轉瞬間就會變成「兵戎相見、你死我活」，無怪乎「政治是最污濁的東西」。他指的當然是蔣介石的「背信棄義」，但實際上對他們這些身在政治場和利益圈中的人們而言，不過彼此彼此。
蔣、馮的關係也是一樣，昨天還是山盟海誓，第二天就可能誰都不認識誰。老蔣把河北和平、津給了閻錫山，已經讓老馮相當不快，後來在編遣會議中結成的恩仇，更令老馮視蔣為敵。
在離開南京時，老馮曾有一個不參加蔣桂之爭，回大西北整軍經武的計畫，但這個計畫需要有能靜下來讀老子莊子的心，而外面的世界卻是水滸的世界，那個熱鬧與喧囂，他又如何有這等定力？
各方面代表一活動，馮玉祥就逐漸改變了原先不加入內戰的計畫。他告訴李宗仁的代表：「煩請轉告李總司令，我一定和他合作打蔣，但調動軍隊需要時間，希望他發動後能撐持兩周，我就可以出兵響應。」
馮玉祥開始進行反蔣準備。謀士張鈁勸他不要理會李宗仁，還是按計畫速速西去，馮玉祥則複電說：內戰將起，奈何奈何。
有了馮玉祥的承諾，「李白」信心大增，這也成為他們不屑於收縮兵力的一個重要理由。
從來新桂系內部的大事都是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三人共同商量，然後按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過去三人的意見一般都是一致的，很少出現爭執，這是他們之間第一次出現重大分歧。
見「李白」堅持己見，黃也就不好再加以反對了。包括黃紹竑在內，三個人當時都不知道，從這時候起，失敗的陰影已經開始緊緊地籠罩於他們的頭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