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汪精衛偕武漢政府要員自武漢抵達南京。當天街上便貼反汪的不署名標語、辭句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
汪精衛豈能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在歡迎會上，他當面質問李宗仁：「你們既然歡迎我到南京來，為什麼又要貼標語罵我呢？」
「汪先生，誰敢貼標語罵你呢？」李宗仁做一臉無辜狀，「只是寧漢剛恢複合作，局勢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級黨員不識大體，擅自貼出這些標語來——你看這些標語，不都是不署名的嗎？」
汪精衛氣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李宗仁居然還能繼續勸導：「汪先生，做個政治家，有人擁護，有人反對，總是難免的。你看美國選舉總統時，不是也有人反對嗎？我希望你能淡然處之，並長駐中央，繼續領導。」
汪精衛可沒有李宗仁所說的那種「淡然處之」的涵養，在南京稍一逗留，便前往上海租界。汪精衛畢竟擁有政治號召力，他一走，在南京的中央執監委都紛紛去了上海。
中國的玩政治，跟美國選總統完全是兩碼事，說穿了，要訣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拉人站隊。李宗仁自身在國民黨內無根基，拉人方面比較弱，他便著意與譚延闓、孫科等人結交。譚、孫雖然是原武漢政府的官員，但兩人並非汪系官員，現在見李宗仁這麼把他們當回事，也就樂得拉著他一道去上海開開眼界。
這時的上海冠蓋雲集，從中央執監委到西山派，能來的都來了，只有蔣介石因為仍在和汪精衛鬧意見，所以沒有出席。
開了幾天談話會後，各方決定合組「特別委員會」（以下簡稱特委會）作為國民黨的最高政治領導機構，同時寧漢政府合併改組，由特委會另行選舉政府成員。
特委會主要由滬、寧、漢三部分委員組成。寧漢是蔣汪兩系的人物，所謂滬是指整個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以張繼為首，包括林森、鄒魯等人，他們都是同盟會時代的老人，且均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持有異議。孫中山去世後，這些元老在北京西山碧雲寺的孫中山靈前集議，主張堅決反共，從而與當時以容共為號召的蔣汪相對抗，由此被稱為「西山會議派」（簡稱西山派）。
由於涉及對孫中山政治遺產的繼承問題，西山派與蔣汪都矛盾極深，這甚至已經超出了反共容共的範圍。即便後來寧漢分裂，寧方已經「清黨」，蔣介石對這一派別的態度仍無絲毫改變，在總理紀念周上，他經常把西山派罵得狗血噴頭。
西山派也一樣對蔣汪始終保持著敵視的態度。張繼公開說，蔣汪都曾與共產黨合作過，都是有罪的人，不能讓他們參加特委會和未來的南京政府。
在上海，李宗仁和西山派可以說是一見如故。李宗仁有槍杆子，但缺政治資源，亟須這些「年高德劭的老同志」推上一把，於是便稱讚對方「為人正派，名利之心比較淡泊，頗有令人尊敬之處」。
西山派的人見新桂系聲勢日隆，又與蔣汪不對付，也存心拉攏。在素昧平生的情況下，這些老頭子就處處對李宗仁表示好感。
雙方一拍即合，里外一吆喝，對汪精衛展開夾攻。他們緊緊抓住汪精衛在寧漢對立中「反共過遲」的把柄，對汪展開了毫不留情的攻擊和謾罵。汪精衛有苦難言，被迫一再聲明：「及時引退，聽候處分。」
9月15日，特委會召開成立大會，會議由譚延闓主持，張繼做政治報告。會議同時任命了一批國府政務委員和軍委會委員。
雖然汪精衛也被任命為國府政務常委，但他失去了控制權，而且寧、漢兩派在特委會中的名額也均不佔有優勢。汪精衛為此大失所望，遂以患病為由拒絕加入特委會，之後動身離開上海。汪系人士亦隨之離開了京滬。
特委會和軍委會的成立，標誌著新桂系大權獨攬。南京政府表面由譚延闓、李烈鈞主持，實際一舉一動都必須遵循「李白」的意旨。軍委會的情形也差不多，這個軍事指揮機構一共有三個常委，分別是程潛、何應欽、白崇禧。程潛雖位列常委之首，但他的老部隊早就被蔣介石解除，新部隊又不受重視，「李白」不過是利用他的老招牌來發發通電、壯壯聲勢而已。何應欽與白崇禧的私誼不錯，又有幫助「李白」「逼宮」、合力促成龍潭大捷的功勞，然而因為他終究不是新桂系團體的成員，所以「李白」也始終不把他當自己人對待。
何應欽當然有理由表示不滿，可是憑他的那點能力和心眼，要獨自與新桂系抗衡，也是件不可能的事。在軍委會，何應欽的處境和程潛並沒有什麼不同，都是無權過問具體事務的「泥菩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