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蔣介石之命，黃郛兩次與日本領事矢田七太郎進行秘密談判。矢田得到了蔣介石準備發動政變的機密情報，而黃郛則希望日本能出面調停蔣介石與英美等國的關係，並讓英美與日本保持一致，將矛頭指向武漢方面。
幣原外相在聽取矢田的彙報後，即與英美使節進行會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國公使達成協議：對「寧案」的抗議照會不加時限，不提制裁，所有鋒芒全部指向對「南京暴行」應負責任的「中外勢力」。
所謂「中外勢力」，指的當然不是蔣介石和它們這五國，而是中共和蘇聯。
與列強爆發大規模衝突的危險消除後，蔣介石馬上開始了蓄謀已久的行動。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軍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第二天凌晨，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一周後，蔣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漢政府的汪精衛聞之十分震怒，宣布對蔣中正「開除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至此，寧漢雙方處於完全對立狀態，並均稱自己為代表國民黨的唯一合法政權。
一開始，北伐還能繼續，儘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漢北伐軍佔領了河南重鎮鄭州，同一天，蔣介石的南京北伐軍則攻佔了山東的南面門戶徐州。
不過很快，武漢政府就因財政恐慌和政局不穩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覺得先搞垮武漢才是正事，於是同樣暫停北進。
6月10日，汪精衛到鄭州與馮玉祥舉行會議。這時的馮玉祥坐擁陝甘寧三省及十幾萬軍隊，其兵力分布於隴海線上，從鄭州可以直下武漢，從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寧漢對立的局勢下，其地位顯得舉足輕重，可以說他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邊，哪一邊的勝算就更大。
為籠絡馮玉祥，汪精衛不僅將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讓給了馮玉祥，同時還按照北伐軍的編製，將馮玉祥的部隊擴編為七個方面軍。
聯絡馮玉祥，本是黃郛「共底於成」策略的一部分，當時黃郛就指出，只要蔣介石能引「閻、馮為同調」，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過這主要還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衛會搶先出手，通過「以豫交馮」，將馮玉祥也放入寧漢相爭的籌碼盤中。
在寧漢對峙中，蔣介石並不佔據有利地位。如果汪精衛再得到馮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粵或東下攻寧，皆意中事」，而蔣介石很可能在武漢發起的第一輪攻擊波中就頹然倒地。
現在沒有什麼比把馮玉祥拉過來更重要了，但問題是汪精衛已經走在了前面，何況蔣介石與馮玉祥又素無交往，兩人甚至從沒有見過面，就算是要給對方送金贈銀，都不知道該從哪個渠道著手。
關鍵時刻，黃郛再次發揮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為他擁有武漢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資源，即與馮玉祥有著很深厚的私人關係。
對蔣介石、李宗仁、唐生智這幫新生代軍人來說，馮玉祥稱得上是軍界前輩，清末時就擔任混成旅旅長，但他在北方軍政界的名聲一直以來都不太好，時人稱之為「倒戈將軍」，連李宗仁都知道，「北方軍人都對他銜恨」。
黃郛自然不會不清楚這一點，而且他和馮玉祥在個人性格、氣質乃至學識上的差距也很大——許多人視馮玉祥為「土包子」，黃郛本人卻學識淵博，不僅在政府迭任要職，還出版過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專著。
不過這些都不影響黃郛看好馮玉祥。他很早便聽說馮玉祥治軍嚴明，能與士兵共甘苦，並叫得出幾乎每一個士兵的名字。與此同時，馮玉祥雖然行伍出身，從未受過正統軍事教育，但卻有刻苦慕學之名，思想比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參加過灤州起義，用當時南方流行的話來說，即「很愛國」。
黃郛在北方從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發展革命勢力，以便實施「首都革命」。馮玉祥這樣的履歷和獨特風格，不能不引起他的興趣和好感。
黃郛經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從這句名言中的「宏」出發，他建立了一個與眾不同的交友觀和用人觀，這就是他曾向蔣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黃郛認為，以中國之大，如果只有少數人做事是不夠的，所以必須「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績。
馮玉祥顯然就是黃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