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銘一再強調，競爭的環境是最重要的。對於年輕的創業者，郭台銘的建議是，家長不能在事業上幫孩子，不見得是壞事。正是因為有不給自己留後路的態度，才使得郭台銘的富士康一路快速發展永不止步。
也因為沒有後路，讓郭台銘必須更早地比別人開始思考，更早地對富士康的未來布局，更早帶領幹部展開行動，將速度看做企業的生命。
所有的策略一定要有完整的配套。對富士康來說，要建立最強的製造基地，打造長久生存能力，這個最重要的配套，就是進軍大陸。在大陸建廠的時候，郭台銘更是將他的速度奇蹟發揮得淋漓盡致。
只要是製造業，就無法不思考人力及土地的成本問題。郭台銘很早就想到了製造業的本質、企業的發展，其實是對土地、人才、信息和資金的利用。1988年，富士康成立14年後，已是略有基礎、營業額突破10億台幣的企業，這一年鴻海的深圳廠開幕，正式進軍大陸，為「第二個十五年」開始打下基礎。
大陸在1979年進入改革開放的階段，但是1980年代只有少數台商前往大陸探路。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整個經濟開放才日趨積極，真正開始吸引外來投資。也是在1990年代初期，台灣才真正開始加快投資大陸的步伐。最有名的公司包括寶成集團、台達電集團及富士康等代工大廠。
在1990年代初期，台灣基本工資已超過每月台幣一萬元，而大陸的普通工人則是每月五百元人民幣，約合二千二百元台幣，兩者相差約五倍。更重要的是，在台灣有錢也請不到人。反觀大陸工廠的門外，隨時可見外鄉人排隊等待工作空缺，而且這些人年輕、手巧、目明。替耐克、阿迪達斯等知名品牌代工的寶成集團，就因為考慮到人力成本，所以比高科技公司早一步到大陸、越南等地設廠。
在台灣，另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是企業成長擴張面臨的土地需求。
1980年代及1990年代經濟起飛，台灣土地價格節節上揚。反觀大陸土地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企業投資大有可為。各地方政府為積極招商，除了提供服務，為廠商鋪路整地外，優惠政策還從「二免三減半」放寬至「五免五減半」，也就是前五年不用交稅，後五年的稅收只要一半，而且如果廠商繼續投資，還可以繼續享受優惠。
大陸提供了這樣一個舞台，正好讓郭台銘盡情發揮執行力。鄧小平南巡之後，郭台銘在1993年加速布局，一開始以深圳作為灘頭堡，主要是因為這裡進出口方便，還有來自湖南、四川各省的豐沛人力。
為富士康設計第一批廠房的設計師說，他還記得郭台銘振臂一揮說，看得見的土地他全要了。郭台銘不僅有這樣的氣魄，還有更快的速度。富士康是一邊建廠，一邊開始趕工生產出貨的。
說到邊建廠邊出貨，富士康人都會講到當年PCE事業處成立時的情景。因為與美國一家電腦公司簽訂了供貨訂單，才臨時成立了這個事業處。這項業務製造需要大量的廠房和土地，也需要大量的員工，廠址自然選在大陸。
接到訂單之後，有關人員去美國進行產品研發的接洽工作，也有人員在台北進行關鍵元器件的採購，準備產品研發，另一部分人員則來到深圳，勘察土地，為PCE選定製造中心用地。從土地勘察到確定下來，工作進行得非常迅速，所有手續在兩個月內完成，之後龍華科技工業園就破土動工了。
廠房日夜趕工，基本框架建成後，設備就已被安裝調試好，隨即員工上線，開始生產。這時，廠區內除了這棟廠房，就是工地，其他什麼設施都沒有。新廠建設兩個月後，第一批產品就已經從生產線上下來，裝箱上船運往美國了。
訂單大量湧來，一兩棟廠房根本滿足不了訂單需要。所幸，可以到別的地方租廠房，安上臨時生產線，進行加班趕貨。無論採取什麼辦法，都不能耽誤交貨時間。
當年富士康的烤漆廠廠長李清墩回憶說，他剛剛被招聘到富士康就來到深圳龍華。當時條件很艱苦，連吃飯都成問題，沒有做飯和吃飯的地方。飯是在外面做好，用車拉到工地上的，大家都蹲在工地上吃飯。大家日夜趕裝機器，又缺少必要的工具，只能靠人抬肩扛，累得半死。從李清墩的回憶中我們可以想像到當年的辛苦程度，也可以體會到當年富士康建廠的飛快速度。
李清墩說，郭台銘第一次來工地是催工期的。看到了工人的安裝進度，郭台銘說對工人有80%的信心。他第二次來的時候，機器已經安裝好了。郭台銘說，只要李清墩保證三天後能生產出產品，他就回台灣幫李清墩開車。10多年過去了，每每講到當年的新廠建造歷史，李清墩都歷歷在目，他無比激動，彷彿在訴說昨天的事情。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富士康擁有了自己的一支營建隊伍——富士康科技集團營建事業處，每年都在各地不停地為富士康建造廠房。10多年過去了，富士康在深圳、北京、杭州、山東、山西等地建起了一棟棟廠房，一片片工業園區。用自己公司的營建隊伍搞建設，是因為對自己公司情況了解，不僅質量可靠，還能節省材料和資金，最關鍵的是能保證建設和生產之間的協調，提高建廠和出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