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在他的《天道酬勤》這篇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文字：艱苦奮鬥是華為文化的魂，是華為文化的主旋律。任何時候都不能因為外界的誤解或質疑動搖華為的奮鬥文化，任何時候都不能因為華為的發展壯大而丟掉華為的根本——艱苦奮鬥。
在華為創辦近20年後，任正非重新強調「奮鬥文化」這一主題，顯然是有緣由的。這要從2006年的「胡新宇事件」說起。
胡新宇，2005年從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碩士畢業後進入深圳華為公司從事研發工作。在2006年4月底住進醫院之前，他經常在公司加班加點，晚上就在辦公室打地鋪熬上一宿。在被送入醫院後，連續幾天的搶救依然沒能挽回這位勞累過度的年輕工程師的生命。
任正非剛創業的時候，由於管理體系不完善，加上客戶對產品的需求不斷增加，員工經常需要工作到深夜，累了就鋪一張墊子休息，因此在華為有「床墊文化」之說。胡新宇病故後，國內許多大媒體對這一事件紛紛報道，並將胡新宇的病故歸因於「過勞死」。當時在社會上引發了一場針對華為「床墊文化」氣勢洶湧的批判浪潮，認為這種只顧進攻而不顧人性的文化已經不合時宜。其實，任正非從2000年開始就不大提「狼性文化」了，而「床墊文化」則是華為艱苦奮鬥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艱苦奮鬥是華為文化的魂，是華為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的最重要的推動力，是華為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須堅持不懈地保持的重要文化。
華為不戰則亡，沒有退路，只有奮鬥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任正非指出，華為走到今天，在很多人看來已經很了不起、很成功了。有人認為創業時期形成的「床墊文化」、奮鬥文化已經過時了，可以放鬆一些，可以按部就班，這是很危險的。
任正非說，十幾年來，華為高層管理團隊夜以繼日地工作，有許多高級幹部幾乎沒有什麼節假日，24小時不能關手機，隨時隨地都在處理髮生的問題。現在，更因為全球化後的時差問題，總是夜裡開會。華為沒有國際大公司積累了幾十年的市場地位、人脈和品牌，沒有什麼可以依賴，必須比別人更多一點奮鬥，必須在別人喝咖啡和休閑的時間努力工作，必須更虔誠地對待客戶，否則就拿不到訂單。
他繼續鼓勵說，為了能團結廣大員工一起奮鬥，華為創業者和高層領導幹部不斷地主動稀釋自己的股票，以激勵更多的人才加入從來沒有前人做過和先輩從未經歷過的艱難事業中來，大家一起追尋著先輩世代繁榮的夢想，背負著民族振興的希望，一起艱苦跋涉。公司高層領導的這種奉獻精神，正是用自己生命的微光，在茫茫黑暗中，帶領並激勵著大家艱難地前行，不論前進的道路上有多少困難和痛苦，有多少坎坷和艱辛。
華為開發國內市場已經充滿艱辛，可是在進行海外市場的開拓時，才發現那裡的競爭更為激烈，生存更加艱難。如果沒有艱苦奮鬥的精神，華為的國際化將寸步難行。如今獲得的國際化成就，就是因為有無數華為人的奉獻精神。
任正非在演講時充滿激情地說，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市場，因此，世界巨頭都雲集中國。華為創立之初，就在自己家門口碰到了全球最激烈的競爭，企業不得不在市場的夾縫中求生存。當華為走出國門拓展國際市場時，放眼望去，所能看到的良田沃土，早已被西方公司搶佔一空，只有在那些偏遠、動亂、自然環境惡劣的地區，對手的動作才稍慢、投入才稍小，華為才有一線機會。為了抓住這最後的機會，無數優秀華為兒女離別故土，遠離親人，奔赴海外，無論是在疾病肆虐的非洲，還是在硝煙未散的伊拉克，或者是海嘯後的印尼，以及地震後的阿爾及利亞，到處都可以看到華為人奮鬥的身影。
他繼續說，華為有員工在高原缺氧地帶開局，爬雪山，越叢林，徒步行走了八天，為服務客戶無怨無悔；有員工在國外遭歹徒襲擊頭上縫了三十多針，康復後又投入工作；有員工在飛機失事中倖存，驚魂未定便開始救助他人，贏得當地政府和人民的尊敬；也有員工在恐怖爆炸中受傷，或幾度患瘧疾，康復後繼續堅守崗位；華為還有三名年輕的非洲籍優秀員工在出差途中飛機失事不幸罹難，永遠地離開了人間。
十幾年的歷程，十餘年的國際化，伴隨著汗水、淚水、艱辛、坎坷與犧牲，華為一步步艱難地走過來了，面對漫漫長征路，華為還要堅定地走下去。
2006年7月21日，任正非的《天道酬勤》刊發在華為公司內部刊物《華為人》報（第178期）的頭版頭條。他在不斷強調危機意識時，再次重申華為艱苦奮鬥的企業文化。隨著這篇文章在公司內部和社會上的流傳，華為的「艱苦奮鬥」精神很快贏得了社會公眾的理解與支持，而原先網路上鋪天蓋地的指責之聲也日漸平息，人們最終歸於理智與寬容。
任正非提出的艱苦奮鬥精神，不僅平息了一場公關危機，顯示了他處理企業危機的果敢與堅決，而且重新幫助華為員工找到了前進的動力、奮鬥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