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陽春（廣東省工商聯副主席）
說華為和任正非是中國企業界的驕傲，此話一點不為過。
我們從本書作者之前的作品《華為真相》《任正非管理日誌》等作品中，了解到了華為的成長軌跡，以及任正非的經營管理智慧。
華為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它的文化。文化其實就是一種管理，是管理的高級形式。
在任正非看來，企業文化說到底是為管理服務的，任何文化不能脫離管理這一最終目的。企業文化的發展必然遵從管理者的思想脈絡而生生不息。管理者的管理思想通過與員工溝通和交流產生凝聚力和向心力，從而實現企業家的抱負。
任正非一直在試圖將模糊的企業文化變成制度性的企業文化，因此，華為企業文化的形成過程就是制度性建設的過程，華為企業文化的移植是價值準則的移植，是制度的移植。
任正非曾說：「文化與管理的關係猶如土壤與莊稼的關係，文化為華為公司的發展提供土壤，文化的使命是使土壤更肥沃、更疏鬆，管理是種莊稼，其使命是多打糧食。」
任正非認為，民主是產生在獨裁基礎之上的，沒有獨裁，民主不可能生長，民主不可能在無政府主義狀態下生成。華為要實現民主管理，必須先經歷長官管理階段。如果說的長官管理代表獨裁與「人治」，制度管理代表「法治」，那麼文化管理則代表民主管理。當一個企業只需通過文化進行管理的時候，這個企業距離「無為而治」就不遠了。
但是，當企業還沒有達到文化管理層次的時候，企業文化只能解決人們思想意識的問題，不能解決組織建設和業務流程的問題。在這個階段，企業文化對管理起到的是促進作用。
關於文化，任正非有句名言——一切物質都會消失，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在諸多華為文化中，任正非提倡「小勝靠智，大勝在德」。在任正非看來，華為公司內部，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並存的。
為公司的事業無私奉獻、不斤斤計較，是華為提出的小勝靠智，也是大勝在德的精神內涵之一。這裡的「智」主要是指技術、營銷等具體的操作技巧，這裡的「德」是指思想意識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顯然，技術、營銷策略等「有形」的東西，通過學習很容易掌握，但道德修養卻要靠細緻的思想工作，經過長期磨練、積累形成的，很難一蹴而就。
任正非要讓華為人知道，靠耍小聰明、小智慧，可能工作會出一點小成績，也許會得到領導的重視和賞識。但從長遠來看，只有真正嚴謹對待工作，誠實努力、踏踏實實，才可能做出真正的成績，才可能從平凡的工作中找到樂趣，最大化地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自私是人的天性，不用刻意修鍊即可實現，只不過有時候表現不出來而已。華為在創業初期，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員工們同甘共苦、同舟共濟，發揚了「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拚死相救」的集體主義精神，創造了一個個奇蹟。在那個時期，華為員工內心裡的自私、封閉，都被高漲的奉獻精神掩蓋。但是，當華為具備了上萬員工，發展進入平穩時期，已經有大量創業元老沉澱後，自私自利等特質都逐漸顯露出來，成為影響工作效率的負面因素。
任正非希望華為的幹部們在公司低谷的時候，用自己生命的火花，照亮前進的道路，實際上就是希望華為的幹部們具備無私奉獻、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精神。
華為的「德」還有更深層的意義。在華為公司，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並存的。但是，任正非認為，企業的發展不能靠利益來驅動，君子取之以道，小人趨之於利，單純以物質利益為基準，建不起強大的隊伍。像個體戶、小作坊的經營行為都是以單純的利益為驅動，更是不能長久的。
所以，管理者必須使員工的目標遠大化，使員工感到他與祖國的前途、民族的命運是緊密連在一起的，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偉大而崇高的，在某些時候，即使物質利益不能滿足，也會繼續矢志不渝地為之奮鬥。
華為因此提倡為中華民族的振興，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自己與家人的幸福而努力奮鬥。《華為基本法》第四條規定：愛祖國、愛人民、愛事業和愛生活是我們凝聚力的源泉。可以說，華為成功地將員工個人的利益、價值觀，與公司、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價值觀統一到了一起，這是華為成功的重要因素。
我經常到很多企業去調研，也與很多企業家朋友交流過，我發現有些企業，要麼過於強調員工個人利益，導致員工個人利益與公司利益、社會和國家的利益相矛盾；要麼忽視了員工的個人利益，導致員工對公司、社會甚至國家都有很大的意見。這兩種公司都不可能持續發展。在如何處理員工、公司、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華為很值得我們學習。
華為給我們的啟發還有很多，我們可以在本書作者的系列作品裡尋找。本書的作者幾年中連續出版了多本有關華為的作品，我非常讚賞這種持續鑽研的精神，也非常樂於將作者的系列作品推薦給各位企業家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