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一片沉寂，拼花地板一直通往樓下，地板的中間鋪著一條狹長的地毯，平整的白橡木樓梯扶手曲曲折折通向門廳。沉重的老式大門緊閉著，門後悄無聲息。我踮著腳走在地毯上。
前廳的門是開著，但是通向前廳的路上還有扇彩色玻璃大門。我走到那扇彩色玻璃大門時電話響了。一個男人接起了電話。燈光透過半開的房門照進這昏暗的大廳。
我轉身回去，從開著的門縫瞥了一眼，看見一個男人坐在桌旁打著電話。我等他掛了電話，走了進去。
他鬱鬱寡歡，一張長臉蒼白無色，顴骨凸出，頭頂高高的，一頭稀疏褐色捲髮緊貼頭皮。他突然盯著我看，急忙伸手去按桌上的一個按鈕。
我咧嘴一笑，吼道：「慢著，獄長，我現在可什麼都做得出來。」我晃了晃警棍。
他笑了下，笑容像冰凍魚一樣僵硬，那修長蒼白的雙手像只病蔫蔫的蝴蝶從桌面上滑下。一隻手又開始挪向桌子側面的抽屜。
他開始瞎叨叨：「先生，你病得很嚴重。真的。我不建議——」
我用警棍輕輕敲了敲他那隻做小動作的手，他那隻手便像鼻涕蟲碰到炎熱的石頭一般縮了回去。我說：「獄長，我沒有生病，只是注射了太多麻醉劑，差點神志不清。放我出去，再給我拿一些純威士忌。」
他的手指亂比畫著。「我是松德斯特蘭德醫生，」他說，「這是一所私人醫院，不是監獄。」
「拿威士忌來，」我沙啞地說道，「我休息夠了。私人醫院，哼，有意思。好一出騙人的鬼把戲。威士忌呢？！」
「在葯櫃。」他乏力地小聲說道。
「把手放在頭後面。」
「這麼做恐怕你會後悔的。」他把手在放在頭後。
我走到桌子另一邊，打開他剛想拉開的抽屜，拿出一把自動手槍。我把警棍收起，繞過桌子走到牆上的葯櫃，裡面有一瓶品脫裝波本威士忌，還有三個杯子。我拿了兩個杯子，倒了兩杯酒。「獄長，你先。」
「我……我不喝酒，我滴酒不沾。」他咕噥著說，手還在頭後面。
我又拿出警棍，他立馬放下一隻手，拿起一杯酒一飲而盡。我看著他，他好像也沒什麼不良反應。我聞了聞我那杯威士忌，然後一口喝下。這威士忌的確好使，我又喝了一杯，然後把整瓶酒塞進我的大衣口袋。
「好吧，」我說，「誰把我關在這裡？快說。我還有急事。」
「當然是警……警察。」
「什麼警察？」
他在椅子上坐著，肩膀縮成一團，看上去不舒服。「一個叫加爾布雷斯作為申述證人簽的字。我向你保證，我們完全遵循法律要求。他是一個警官。」
我說：「什麼時候警察可以作為申述證人為精神病例簽字？」
他沒有回答。
「誰最先給我注射的麻醉藥？」
「我不知道。應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
我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困境。「我在這待了都整整兩天了，」我說，「他們本應該一槍崩了我才對。拖得越久傭金越少。獄長，再見。」
「如果你離開這裡，」他虛弱地說，「你馬上會被捕。」
「不出去也會。」我輕聲說。
我出去時他仍把手放在頭後面。
前門有把鎖，鎖旁有一條鎖鏈和一個螺栓。沒有人試圖阻止我打開那扇門。我穿過一條寬敞的老式玄關，沿一條寬敞的路向下走去。路旁種著鮮花，黑黑的樹上站著一隻吟唱的知更鳥。街上有一道白色的尖樁柵欄。這所房子在拐角處，一邊是德斯坎索街，另一邊是29街。
我向東走了四個街區到了公交線，然後在那等公交車。沒有警報，也沒有警察巡邏車找我。於是我坐公交車去了市中心的桑拿館，洗了桑拿，用大水沖了澡，做了全身按摩，颳了鬍子，喝完了剩下的威士忌。
這之後我能吃下東西了。我去了一家陌生的酒店，用假名登記入住並在那吃飯。那時已經11點半了。我喝著威士忌和水，把報紙仔細看完了。當地報紙上寫著在卡羅萊納街一間閑置的配傢具的房子里發現一具屍體，死者是一位叫理查德·夏普的醫生。警察還沒查到有關兇手的任何線索，案件仍謎情重重。
從報紙上的日期來看，離那天已經過去48個多小時了，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強制使我處於昏迷狀態，而我全然不知。
我上床睡覺，卻被噩夢嚇醒，嚇出一身冷汗。這是最後的戒斷癥狀。第二天早上我就痊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