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朱棣誅方孝孺十族一事，在中華可謂婦孺皆知。此次空前絕後的屠戮，更是成為永樂暴虐之鐵證。然事實果如此乎？且看筆者以下分析：
誅十族一事，不見於明清兩代官修正史。民間史書中，凡為史家公認可奉為經典者亦都未載，只見於部分野史和雜史之中。據後人考證，其中最早記載此事之書應為靖難發生一百年後的正德年間，由大才子祝枝山所著之《野記》；出自名家者如晚明朱國楨之《皇明遜國臣傳》，最似權威者如清代谷應泰之《明史紀事本末》。現將三文悉數摘錄如下：
文皇既即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衰行哭。既至，令視草，大號，詈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上怒云：「吾夷汝十族。」左右問何一族？上曰：「朋友亦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殺之。（野記）
「孝孺投筆哭罵，上怒叱曰；『汝焉能遽死，朕當滅汝十族。』後系獄，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彥法等、妻族鄭原吉等，示且脅之，執不從。上怒甚，乃收朋友、門生廖鏞等為十族，誅之，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親之外，親族盡數抄沒，發充軍坐死者復千餘人。」（遜國臣傳）
文皇發北平，僧道衍送之郊，跪而密啟曰：「臣有所託。」上曰：「何為？」衍曰：「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學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請勿殺之，殺之則天下讀書種子絕矣。」文皇首肯之。及師次金川門，大內火，建文帝遜去，即召用孝孺，不肯屈，逼之。孝孺衰絰號慟闕下，為鎮撫伍雲等執以獻。成祖待以不死，不屈，系之獄，使其徒廖鏞、廖銘說之。叱曰：「小子從予幾年所矣，猶不知義之非！」成祖欲草詔，皆舉孝孺，乃召出獄，斬衰入見，悲慟徹殿陛。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自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明史紀事本末）
且不論以上三文以及各類相關史料之互相矛盾（比如按照《野記》記載，朱棣登基時姚廣孝在場，那他自應隨軍一起南下；而根據《本末》中「僧道衍送之郊」的說法，燕軍南下時姚廣孝並未隨軍）僅就各文中之所載而言，便都有一個謬誤之處，便是朱棣在命方孝孺草擬登極詔時自稱為「朕」，表明其業已踐祚。（《野記》中朱棣並未稱「朕」，然其開篇便有「文皇既即位」字句），這是不合情理的。
眾所周知，登極詔應在登基當日立刻發出（《明史·嘉禮·登極儀》中言永樂登基草率，所以儀式情況不太清楚。但翻閱關於明太祖和明仁宗等人登極儀之記載，都是在登基同時下發登極詔），那這種至關重要、且需反覆斟酌的詔書自當在登基之前就已備好。當時朱棣尚未登基，如何能在命孝孺擬詔時自稱為「朕」？而且我們還知道，朱棣得位不正，登基時天下大半尚未歸附。為迅速向天下宣布稱帝，造成既成事實，登極詔就更是不能有絲毫耽擱，而是會在登基後的第一時間儘快發出，這就更不可能有朱棣在登基稱帝以後才慢慢命人擬詔這種不合情理之事出現了。可按照各類稗官野史論調，朱棣既自稱為「朕」，那誅十族事件發生的整個流程應是：永樂登基→命方孝孺草擬登極詔→雙方發生爭執→永樂怒而誅方孝孺十族，這種向後順序與邏輯、常識完全不符。
當然，有人可能以為：永樂也有可能在登基以前就已自稱為「朕」！這種看法看似不無道理，但究其實卻經不起推敲。永樂是打著「周公輔成王」旗號發動靖難的，儘管天下人皆知此不過是一幌子，但明面上，永樂必須要維持自己的「周公」形象，稱帝時也必須做出情非得已的姿態。而且從後來朱棣篡改《太祖實錄》，在《奉天靖難記》中極力美化自己，以及嚴控天下輿論等諸般情事中可知，朱棣極為在意自己在靖難中的「周公」形象。既如此，他完全不必急不可耐地在登基之前便自稱為「朕」，如此既無實際意義，又落人口實，以朱棣之心智不可能犯下這種低級錯誤。
一個事件的發生，必須同時具備時間、地點、人物三要素。現在既然連最基本的時間都無法對應，那這諸多雜史中關於誅十族的記載，自然也就只能歸於「虛構」了。
接下來，我們再對《明史記事本末》中之記載做一詳細剖析。《本末》中之內容，可稱得上是這諸多記載中最似權威者（之所以如此認定，一是此記述最詳細、流傳最廣；二是後世諸多版本，大都與其大同小異；三是因其前半部分與《明史》中的記載幾無二致，只是《明史》中未提「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之語，亦未記載成祖有誅方孝孺十族。《明史》為官修正史，史學地位較普通史料為高，既然《本末》中部分記載與其近似，那我們在做考證時亦相應加以重視）可《本末》中除了「朕」這個錯誤稱謂外，還提到了一個名詞「殿陛」，這也就是說，朱棣是在紫禁城內命方孝孺擬詔。若此記錄為真，那我們就必須分析一下，永樂究竟是在哪一天命擬登極詔書的呢？
我們查閱《明太宗實錄》可知：燕軍於六月十三日破城進京。當晚，朱棣宿城外龍江軍營。六月十四日，諸王和文武群臣勸進；六月十五日，諸將繼續勸進；六月十六，諸王和群臣再勸進兩次，而勸進的地點均為龍江。直到六月十七，朱棣祭孝陵後，在返回龍江途中，才在王公大臣的「強迫」下，到奉天殿登基。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明太宗實錄》中關於六月十三到六月十五日的記載為實。原因很簡單：每個華夏皇帝登基之前都要有勸進這道程序。朱棣得位不正，之前又一直打著「周公輔成王」的旗號，因此更需要藉此來證明自己登基乃情非得已。而他縱然再厚顏，也不可能一邊自詡要做周公，一邊先跑進紫禁城裡住下，再等下屬前來勸進。故六月十四與六月十五兩日，他肯定呆在龍江營中，而無可能在紫禁城裡命人草擬登極詔，方孝孺自然也就無可能在此期間「悲慟徹殿陛」。至於六月十三日，朱棣是有可能進入紫禁城，不過當時剛剛破城，百事蕪雜不說，群臣的勸進亦尚未開始，他自無可能急不可耐地於此時命人擬詔。所以，可以排除六月十三日到十五日草擬登極詔的可能。
其次，我們再來看六月十七。這一天是登基日，之前我們已經說過，登極詔必須精心準備，不可能於登基日倉促起擬。但據《明太宗實錄》記載，朱棣一直堅決不答應登基，直到這一日，朱棣謁孝陵後，受群臣「脅迫」，不得已答應登基。僅從此處推斷，登極詔倒是有可能於登基後倉促起草。但是，朱棣真的是在六月十七日被群臣「強逼」上皇位的嗎？
我們從《明史·楊榮列傳》中尋找答案。《楊榮列傳》里有「成祖初進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成祖遂趣駕謁陵」的記載，這寥寥數語中，蘊含著極大的玄機，從對此段話性質的判定中，我們可以尋找到想要的答案。
首先，簡要介紹楊榮經歷：楊榮在金川門之變後立即歸附朱棣，然後在朱棣登基初期迅速得到擢升，成為內閣閣臣。而且，終永樂一朝，楊榮聖眷極隆。
其次，再來分析楊榮迎謁馬首進言一事的性質。眾所周知，朱棣在接受登基勸進之前，一直是以「周公」形象示人。如果謁陵當天，也就是六月十七日朱棣未答應登基，那楊榮「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的話就是揭朱棣的老底，直指其明清君側，實欲篡位。這對朱棣而言無疑是一等一的「逆言」，朱棣為維護自己「周公」形象，肯定會將其歸入「建文奸黨」，嚴加懲治。而如果朱棣在謁陵之前已答應登基，楊榮的這句話就僅只是要朱棣在登基前先祭孝陵，以全孝道，屬於臣子的「忠言」。如此楊榮不僅不會受懲，反倒有可能得到嘉獎。
結合楊榮後來的經歷，我們不用想便知道，楊榮進言一事肯定是被朱棣定性為「忠臣勸諫」。由此，我們便可順而推之：朱棣已在六月十七日前答應登基，《明太宗實錄》中朱棣被群臣逼迫登基的記載是為虛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明太宗實錄》乃明朝官修國史，需美化朱棣，故才捏造出他「受群臣脅迫」，不得不「勉為其難」答應登基之事。
既然朱棣在六月十七日受群臣「脅迫」倉促登基一事為虛構，而他在登基當日才匆匆命擬登極詔的可能性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現在，我們已經排除了六月十三、十四、十五、十七，那登極詔的起擬時間就只有六月十六。由此推知，草擬登極詔的時間，就是在朱棣答應登基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