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津川一回到警視廳，立刻打開電視來看。雖然他想立刻飛往札幌，可是，目前還是交由道警君島去處理比較好。
電視熒光幕出現從三星客機撤退的兩輛卡車的畫面。
「三百二十九人份的早餐和報紙已運送完畢，接下來事態會怎樣演變，難以預料。」電視播音員這麼說道。
「去把村田帶來。」十津川向龜井刑警說。
「帶來這裡嗎？」
「是的。我想讓那個男子看電視。」
「你是想看他的反應？」
「我是想知道何以會發生這次的劫機事件，是因為新婚夫婦的綁架事件失敗，才不得不進行劫機呢，或是事先就已計畫好要劫機呢？」
「這有什麼不一樣呢？」
「如果是後者，我想他應該知道他們會以何種方式結束這次的劫機事件。」
龜井刑警立刻把村田拓二帶來。由於自從村田被逮捕後，福岡F大就撤銷他的教職，所以應該用前副教授稱他吧。
村田注視著電視畫面，可是，臉上毫無驚訝和狼狽的神色。
（劫機果然是早就計畫好的行動。）
十津川一面這麼想，一面向村田說：「據說劫機犯有三人，多半是攝影員坪井保夫、作家一條清和空中小姐一條佳枝，是嗎？」
村田注視著電視畫面說：「是他們自報的姓名嗎？」
「不是，不過，我們不作他想。他們向傳播媒體發表聲明，向政府要求要收容五萬名越南難民，今天的報紙有刊登，你看吧！」
十津川說罷，把今天的報紙交給村田，村田很用心地看著報上的記載。
不久，村田放下報紙，說：「我們只是想盡我們的義務而已。」
「是對十年前，在西貢解救你們生命的回饋義務？」
「也是身為亞洲一員對難民的義務，特別是硏究戰後史的我，發現日本對中南半島的問題要負一點責任，友人一條也曾這麼說過，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就沒有任何發言的資格。」
「可是，你們為此犯下綁架和劫機的罪行，不是錯了嗎？」
「你在說教嗎？」村田微笑道。
十津川一沉默下來，村田又抬眼注視著電視。
「遠離權力圈的我們，不管再多大聲的呼籲，都只是空谷回音而已，因為難民問題不會影響到選票，縱使有人同情難民，可是，光是同情沒有實際行動，對難民一點幫助也沒有。十年前，我們在西貢被魯翁夫婦解救時，那對夫婦說這是他們該做的事情，不足掛齒，或許他們說的很輕鬆，可是，他倆卻因為救我們而被殺害，他倆冒險救我們，所以我們也冒險採取行動，事情只是這樣子而已。」
「就算綁架成功，你們也會劫機嗎？」
「不，魯翁夫婦的孩子說，只要一年就可以，為了同胞，在這一年之內，他們必須要能自由行動。」
「他也向我這麼說過，他說不在於時間的長短，那只是一種希望而已。」
「是的。我們認為有義務保障他們一年的自由，於是我們照約定給他們弄到護照，可是，我們也想到會被發現，因此，我們約定一年，雖然一年不算長，不過，對他們是一個希望，而我們非信守約定不可。所以，如果失敗的話，必須要有替代方案才行。」
「劫機就是替代方案？」
「本來我們想代替他們去東南亞為難民工作，可是，綁架失敗時，我們會以共犯被追緝、被逮捕。何況到了東南亞，也不見得真能了解難民的心情，因此，我們才想以劫機來引起人們關心難民問題。」
「如果你們早就計畫劫機，那應該有想到如何收拾殘局吧？」
「那當然。」
「如果政府答應你們的要求，那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如果政府拒絕你們的要求時，該怎麼辦呢？因為這種可能性非常大。」
「當然想過了。」
「打算怎麼做？殺害人質嗎？」
「你不知道嗎？」
「就是因為不知道，才問你呀！」
十津川以有點強硬的語氣說，可是，村田沒有回答。
（這該怎麼辦？）
龜井刑警以徵詢的表情注視著十津川。
「把他帶回拘留所嗎？」龜井刑警這麼問道。
十津川搖著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