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澤永一
透視《史記》的洞察力，《項羽與劉邦》清晰地展示了人與政治之間錯綜複雜的力學關係。個性鮮明的人物。
在這出慘痛激烈的戲劇中發光發熱，故事在結尾處迎來高潮，如弦斷般戛然而止。
這部作品的構思體現了日本歷史意識的一種傳統。眾所周知，從文化發展的初期開始，日本就致力於「引進中國的漢字、漢書」。通過這種引進，「日本開始記錄自己的歷史」，但「在展示人間世相百態時，比起自己社會的實例，更愛借用漢文典籍中登場的中國古代典型歷史人物」。這是日本人歷史意識的一大特色。
《春秋左氏傳》、《國語》、《史記》、《漢書》，很久以來被並稱為「左國史漢」，作為中國史書的代表，被奉為必讀之書。日本人並不因它們是外國的歷史而覺得有隔闔，其大前提在於，對日本人來說，歷史本身反映包羅萬象的人間世界，史書作為具有普遍性啟示意義的典籍，為人們所尊重，更確切地說，是為人們所親近，因此被奉為最重要的古代典籍。
引用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夏目漱石 《文學論》那篇艱難晦澀的序中有一節說道：「我少時好讀漢籍。雖浸淫未久，但文學究竟為何物，懵懂之中從左國史漢中似有所得。」也就是說，一流的中國史書本身，就代表了日本廣義的文學概念。
特別是到了近世 如中村幸彥 （中央公論社版，著述集3卷16頁)所評價的，日本式的漢詩文從其性質上來說，才是具有思想性的文學，擔當了與大眾文學相對應的純文學的角色。漢詩文的題材和表現手法，不用說，主要是來自漢籍。特別是最具典型的項羽和劉邦的故事，最終超越了漢籍的世界。元祿 三年作序、七年作跋的《通俗漢楚軍談》，與同為元祿年間成書的《通俗三國志》，並稱為中國軍事演義的雙璧，廣泛流傳，並被收入明治末期的《通俗二十一史》、大正期的《有朋堂文庫》，印刷出版。日本民眾早已熟悉其中的人物角色，並通過這些人物角色思考著人類的歷史。
司馬遼太郎把這些背景總結為「古中國社會已經成為日本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日本人總覺得，古中國不是外國，而是自己曾經屬於的文明圈」。以「左國史漢」為代表的史書，長久以來，成為日本人總結人生哲學的源泉，引以為鑒。其影響之深，範圍之廣，無法估量。
因此，司馬遼太郎在構思《項羽與劉邦》時，想必是懷著數重的探求心吧。正如他在介紹故事大綱時謙虛地說過：「故事源自《漢書》和《史記》，我在參閱文獻的同時，通過自己的想像，將當時人物所置身的時代風俗、思考方式、倫理習慣等進行還原。」謹慎的嘗試、細緻入微的洞察力，造就了這部作品。
這項嘗試不僅艱難浩大，而且意味著對世界上最傑出的史書——《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的表現手法的直接挑戰。透過司馬遷的眼睛，透視歷史記錄的背面，對活躍在《史記》字裡行間的「人們」多姿多彩的生活，進行更直接更普遍的人性分析。它不是《史記》的演繹或概括，而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重構。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壯舉。
《項羽與劉邦》里性格各異的典型人物，不是與日本人毫無關係的外國人，而是曾啟發我們對「什麼是人類社會」進行種種反思的「實例」。從古到今，漢楚人物群像，對日本民眾來說都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在作品中，作者看似無意，但一直在探求一個諫題：這些典型人物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麼。
個體覺醮的時代司馬遼太郎從時代背景出發來考察人物的思考和行動，非常重視中國戰國時代社會澎湃的生命力。「戰國這個稱呼帶著殺氣，但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了社會的成熟。」這個大趨勢並非中國獨有。回頭來看，「日本列島因大量人口定居較遲，比中國晚七八百年才形成較為統一的國家，因此戰國時代的到來也晚很多。」
「儘管歷史年代有差距，相似之處還是很多。」司馬遼太郎的這些評論引人注意，是對形式本位的時代劃分論猛烈的一擊。
司馬遼太郎認為，「必須看到，戰國出現的先決條件是，與古代社會相比，農業生產力有了飛躍發展，自耕農明顯增多，人們從農奴的地位解放出來，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獨立精神。由此產生了亞洲式的『個體』，個體的形成，導致了各種各樣的思想、發明的不斷湧現。戰國前的春秋時期，諸子百家層出不窮，是中國思想史上最絢爛的時代，也同樣產生於這樣的經濟和社會環境。」
作者點破：「經歷了戰國和秦朝滅亡的劉邦和他手下的關係，可以說是那個時代覺醒的個體，他們是由俠義這種相互扶助的精神像黏合劑一樣黏合起來的，後來這種精神在中國消失了。
「但是，儘管『在戰國時代，中國的個體及其尊嚴確立起來了』，」、「此後的中國史上，這種精神卻衰落下去」，這也是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色。
故事落幕之後，司馬遼太郞一邊感嘆一邊總結道：「中國歷史有很多不可思議的地方。後世的文化統一性高，但好奇心、求知心卻減弱了。後漢末期開始，所謂亞洲型文化開始停滯，令人驚嘆的是，這種停滯，竟一直持續到近代」。最後我們不得不覺悟到：歷史不能簡單地用發展階段一概而論。
另一方面，與其後的朝代相比，「先秦時代到漢代，中國社會生機勃勃，這個時期的人跟其他朝代的人簡直不像是同一個祖先的後代」。這吋出現的個體典型，散發出無與倫比的魅力，至今仍煥發著光彩。
《史記》描寫了這一時期的典型人物。武田泰淳曾在《司馬遷》（講談社文庫）中指出，《史記》「重點在於項羽和高袓這一對立要素的運動」。司馬遼太郎抓住了中國歷史上最富活力的時期，最富戲劇性的對決，深入挖掘，向我們呈現了其周邊千絲萬縷的細節。
眾多探討對象中，值得人們深人思考的重要探討對象之一，是人類建構的所謂思想的功能結構。最原始的一種思想——陰陽五行說——認為：「哲理不可說破」。司馬遼太郎剔除了一般邏輯上的構成原理。「公理不可證明。因其不能證明，才成為絕對真理」，這才是普遍的規律。
他還觀察到，放眼世界，「從古到今，人類創建出許多理論體系，並信奉這些體系。其實大多數體系都是建立在謊言這樣脆弱的基礎之上的，為了讓人相信這些謊言，在此之上建構的體系必須儘可能嚴密，為此人們殫精竭智。」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看到，「所謂理論的核心就是謊言」，因此，「理論只要抽去一根支柱就會像海市蜃樓一樣消失」。所以，「劉邦沒有學識，也正是因為他沒有學識，不論是懦家還是道家學問中那種虛偽的東西，他也沒有沾染。」
自蓴心謀士范增揣摩項羽的性格時，對自己說：「這個人缺點很多，但他仍是一塊剛出土未經雕琢的璞玉。」司馬遼太郎看到了項羽其他方面的優點，評價說：「項羽比范增所看到的更優秀」，「項羽虎背熊腰」，「並非只有匹夫之勇」。陳平對劉邦這樣說：「項王是人中之傑。人品高貴，對諸將以禮相待，對部下毫不粗暴，決不因為對方是下人而加以侮辱。」
司馬遼太郎解釋說，事實上，「項羽與劉邦不同，是名門之後，知書達理。項羽比常人熱血十倍，憤怒時會狂暴如虎，憎恨時會大肆屠殺敵方軍民，還有他流放並殺死奉為主公的懷王的行為都給人殘暴的印象。同時，與此相矛盾的是，他厚待同伴，禮遇長者。這表現了項羽紳士的一面。」
確實，「項羽能使人感到他偉岸的靈魂。但是，這偉岸的靈魂中，也隱藏了比常人更多的孩子氣。這種孩子氣，使他有時勇敢，有時表露出異常澄澈的感情。但是，孩子所具有的功利性和殘酷性.他卻無法控制。」項羽是這樣一個不能用常理衡量的人。
而且，「項羽好勇」，「以勇為衡量人的第一標準」，因此，「項羽認為有功的都是戰鬥在第一線的勇將，對在後方做堅強後盾者的功勞不屑一顧」。所以「他的論功行賞，常常招致混亂和反叛，或是使人對他灰心失望」。
司馬遼太郎明確指出：「項羽也有慈悲和惻隱之心，甚至比常人更多。但是如果項羽自己沒有感受到對方的美，沒有產生愛憐之情，那麼他的慈悲之心就會封閉起來，讓人絲毫看不到。唯有當他的自尊心得到滿足，且對方完全仰仗他時，他才施予他的慈悲。項羽對美的認識，就像門縫透出的陽光那樣狹隘和微弱。雖然如此，他也並不是愚人。他從不為阿諛奉承所動，他的性格真是微妙。」也就是說，「自尊心太強的人都看不見他人」這一規律發生作用，「這與項羽在政治和戰略上都缺乏靈敏的觸覺不無關係」吧。
也就是說，「項羽習慣把世界分為敵我分明的黑白兩部分，與此相對，劉邦則把世界看成灰色，有時會變成黑色，有時會變成白色。」
虛懷若谷劉邦這個人物，就人的魅力在何處這個難以捉摸的話題來說，是一個稀有難得的事例，這個事例太大，而讓人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