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由於長期戰亂，農田荒蕪，糧食匱乏，澳門人口激增，經常鬧米荒。澳府成立貿易局，就是為了解決澳門50萬人口的生計問題。
何鴻燊受梁基浩派遣，前往廣州採購大米。廣州的黑市米也很昂貴，何鴻燊憑著出色的外交才能，購得市政府囤積的平價「官糧」。
數天之後，何鴻燊率領4艘滿載大米的船隊回澳。航抵碼頭，上千澳民站在岸邊拍手歡迎，令何鴻燊激動不已。數十年後，身為澳門賭王的何鴻燊，對此情景仍記憶猶新，臉呈欣喜之色：「1944年澳門缺米最慘的時候，我上廣州，同廣州政府左右斡旋。他們開出一列需要的機器零件清單，我想盡辦法，好不容易湊齊，弄回四船米。米包運到下環街，滿街圍滿了人，掌聲歡呼聲震天價地響，令人感動。所以我對澳門是真的有感情。人們歡迎我們，我從那時起開始意識到我與澳門的那種密不可分的關係，我是澳門的一分子，我覺得應該為澳門做一些事情。」
何鴻燊所說的「做一些事情」，是指博彩業。自有商業化的賭博以來，開賭一直被人們普遍認為是偏門生意，因為它造成社會風氣敗壞，也製造了無數的人間悲劇。賭商日進萬金，被人們指責為昧著良心賺黑錢。
澳門賭場每年吸引了有數百萬人聚賭，搜颳了數以億計的賭利，當然會有人指責澳門賭業的巨頭何鴻燊，認為他是製造那些悲劇的罪魁禍首。
儘管許多人指責賭博的種種罪過，何鴻燊堅持認為賭業是澳門的「福祉」，沒有賭博，就沒有澳門的繁榮。
「博彩稅對澳門政府來說，就像二戰鬧米荒那樣人們盼望救命米。」何鴻燊燊如此反擊別人的指責。
後來，何鴻燊又與何善衡（港澳金融界巨頭，恒生指數編製人）合辦大美洋行，優勢互補。何鴻燊利用官商的權利，爭取限額生意；何善衡融資方便，保障資金正常周轉。大美洋行生意興隆，利錢滾滾。
我們從何鴻燊的早期史，可見他的發跡得官商蔭庇甚多。他熟諳官商的運作與利益，這有助於他成為日後澳門最大的官商——全面壟斷澳門的賭牌。
不過，當時何鴻燊根本沒有想過日後要經營賭業。其時澳門賭場為老賭王傅老榕所把持，何鴻燊對賭博毫無興趣，一次也沒有進賭場玩過。然而，何鴻燊無意賭業，卻會依託賭業賺錢。
二戰結束，港澳間的聯繫日漸緊密，許多香港人來澳門賭錢，而海上交通相對滯後。何鴻燊認為港澳客運大有可為，就與人合夥開辦一家船務公司，投資購買了一艘載客300多人的「佛山號」客輪——為當時港澳間最大最先進的客輪。投入運營後，乘客滿船，又是一項成功的生意。
二戰結束後，何鴻燊的財富增加到200萬港元。他的生意範圍逐步擴大，除上面提到的，他還做拆船、金銀買賣、藥品代理、火柴製造等業務。何鴻燊長袖善舞，是澳門屈指可數的大商家、大富翁。
何鴻燊說過，「我從來不認為開賭場是一種罪惡，我不認為自己應該負上黑手黨之類的污名。這污名將隨著道德觀念和新法律的出現而消失；再者，人們只會欽佩他自己的技能和天才，並充分發揮澳門賭博的潛質，使賭場成為他們賺錢的最佳途徑和最好地方。」這對任何一個商人來說都有很大的啟示。
目前，社會正處於高速發展期，市場千變萬化，充滿生機，做生意，永遠不要怨天尤人，抱怨市場不好，真正要反思的是我們的商業頭腦、商業眼光。
做生意要拋棄面子，想發財要不怕羞，什麼生意都可以做，只要能賺到錢。何鴻燊對金錢不問出處，因此他的商業思想非常自由，絲毫不受世俗觀念的約束。什麼生意都可以做，什麼錢都可以賺，只要有錢賺，就是一門好買賣。做生意不應該有禁忌，不能給自己預先設定行業。
現實社會中，有的人做生意很挑剔，這也不做，那也不做，到頭來不知道自己適合做什麼，最終一事無成。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曾說過：「只有淡季思想、沒有淡季市場，只有疲軟的思想、沒有疲軟的市場」做生意，首先要有商業頭腦、市場意識，不要把戴著有色眼鏡看市場。如果你顧慮重重，先要解放思想。要大膽想、大膽做，突破禁忌，會發現遍地都是財富。市場永遠是充滿活力的，只要我們換個思路想問題，大膽嘗試，與形形色色的人接觸，了解各個行業的特點，體察商業世界中的人情冷暖，感悟、把握商業的真諦。
商人最大的優勢就是思想開放，能夠靈活適應形勢變化，從中發現並把握商機。在經濟全球化、資訊網路化時代，一個商人應該追隨著市場的趨勢行動，去贏利。如果抱著種種禁忌不放，對商人來說不但可憐的、可悲的，也是危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