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記得自己怎麼開回家的。我難抑心潮澎湃，無法接受呈現在我面前白紙黑字的事實。阿倫和我離開銀行之前，櫃員將物品清單複印了兩份，一份給我，一份放進保管箱。她還複印了戴斯的遺囑以及其他文字材料，原件放回保管箱，阿倫和我各拿一套複印件。由於我是遺產執行人，她將遺囑原件交給我，以便在法庭認證時提交最高法庭的書記員。我決定立即找律師，因為我自己一竅不通。我需要法律意見，我需要有人幫我理解這突如其來的事件。沒買彩票卻中了大獎，50萬？不可能！
走出銀行，阿倫與我握手告別。我有些不明白，彷彿我們之間達成了某種協議，然後用這種謙遜有禮、溫文爾雅的古老方式表達交易完成。
他說：「從公事的角度，戴斯的睡袋還在我這裡。目前來看睡袋和其他物品都歸你所有，需要我交給你嗎？」
「不用，謝謝。我現在就可以回答，無論說多少次，我都不會攪進這事里。」
回到家，我泊好車，推開吱吱嘎嘎的大門，穿過露台進了門。我把皮包放在廚房操作台上，坐到書桌前，拉開抽屜，拿出一隻文件夾，裡面是我父母親結婚證的複印件。
四年前，我的身世之謎突然浮現。一次調查中，我約見的一個女人評論起金西這個名字，問我是不是隆波克金西家的人。隆波克距聖特雷莎以北一小時車程。我否認了，但她的話讓我心動。我終於還是去了法庭，從記錄里查到父母的結婚申請表，上面有我父母的出生時間和地點，以及雙方父母的姓名。
金西是我母親的閨名，她出生於加州隆波克。我的確是金西家的人，只是父母去世後我與家族沒有聯繫而已。那一次，我複印了申請表，收在文件夾里。現在我重新審視這張表格，我爺爺，我父親的父親，叫奎林·米爾霍恩。我奶奶的閨名叫麗貝卡·戴斯。他們的獨子，我的父親，就是蘭德爾·特倫斯·米爾霍恩，別人通常叫他蘭迪。他填寫的出生地是加州貝克斯菲爾德。特倫斯·戴斯的全名是蘭德爾·特倫斯·戴斯。他們倆的名字一定是相互重複以示家族傳承，以便追溯到更久遠的時代。如果麗貝卡·戴斯有兄弟，就能解釋戴斯這個姓仍在使用的事實。
為什麼第一次聽見這個姓的時候我沒有想起來？不是因為戴斯像史密斯、瓊斯這麼普通。事實是，我一直認為自己是孤兒。我的姨媽金，出於她自己的原因，永遠避而不談家族歷史。她當然對家族事務了如指掌，只是覺得沒有義務讓我了解祖先的歷史。當金西家族的成員一個個出現在我的生活中，我的表現好像自己的生活遭遇了外星人入侵。我對那些表兄妹和姨媽很冷淡，討厭他們的建議，其實他們都是出於好意。外婆科妮莉亞·斯特雷斯·拉格蘭德·金西的存在更是讓我震驚。過去兩年來，我的心情有所改變（或多或少吧），但仍不能完全平復。
我對自己的辯解是，第一次看到這具無名屍躺在法醫中心冰冷的屍檢床上，我完全沒理由相信此人會是自己的親戚。目前的情況是，屍體歸我處理了，我將擔負起監督遺產分配的責任，而遺產就是他全部的、由我繼承的現金。為什麼聽上去如此不合情理？遺囑里沒有一個字提到遺體的處理。葬禮將由我安排，而他的子女可能有意見要提。雖然他們不認父親，父親也取消了他們的繼承權，但父親終歸是父親，問題並沒有解決。無論他的死訊能否改變兒女的心意，我必須完成傳達的使命，向他們伸出橄欖枝。他的兒女得知父親的清白一定如釋重負，不管他們出於什麼原因疏遠父親，至少不再受到父親是強姦犯和殺人惡魔的困擾。
第二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果R.T.戴斯和我是親戚，事實的確如此，是什麼親戚關係呢？其實答案很清楚。戴斯來到聖雷特莎，因為聽說最喜歡的「R叔叔」和家人一起搬到這裡。他知道叔叔死了，但覺得還能找到叔叔的家人。他口袋裡紙條上寫的姓名，指的不是私人偵探米爾霍恩，而是姓米爾霍恩的這個人。最合理的結論是，戴斯的「R叔叔」就是我的父親，蘭迪·米爾霍恩。特倫斯·蘭德爾·米爾霍恩和蘭德爾·特倫斯·戴斯有血緣關係，至於是不是叔侄關係，還是更複雜的關係，我就無從知曉了。如果我奶奶麗貝卡·戴斯這條線索正確，那麼特倫斯和我在家譜上的關係應該是堂兄妹。
這正是我不想繼續的原因。如果判斷正確，那四張R叔叔的黑白照片就是我唯一見過的父親的照片。如果照片在我手上，那感覺必定心如刀絞。如今，它們和其他文件一起鎖在戴斯的保管箱里。等我走完法律程序，就可以拿走它們。
我拿出電話號碼簿，找到黃頁里的「律師」一欄。在「遺囑、信託和房產規劃」分欄里有21位律師，我一個也不認識。還不到中午，我拿起電話打給我的律師朗尼·金曼，碰上法律問題時我首先會找他。這種事情在我的事業發展過程中有過那麼幾次。我離開加利福尼亞職工忠誠保險之後，有三年時間和他共用辦公室，他允許我使用他的會議室接待客戶。
他的公司逐漸發展壯大，辦公面積不夠了，便在州街南邊買下了一幢辦公樓，兩年前搬走了。我忽然發現自己從來沒拜訪過他的新辦公室，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往好處看，說明我沒有被捕，沒有坐牢，沒有法律問題。與此同時，我不得不再次承認我成長過程中的缺憾。金姨媽沒有教會我如何維持朋友關係，我自己也沒機會習得這項技能。或許我現在該裝成熱情的朋友了。我撥通了朗尼的電話。
接待員接起了電話，我報上自己的姓名，請求與朗尼通話。接待員說朗尼出國了，預計下周回來。
「約翰·艾夫斯呢？他在嗎？」
「他不在，女士。艾夫斯先生已經離開公司，自立門戶了。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給您他的電話。」
「馬丁·切爾滕納姆呢？」
「他去洛杉磯了……」
「還有誰在？」
「我可以幫您接齊默曼先生。」
「他擅長哪方面？」
「人身傷害。」
「哪一位擅長財產處理？遺囑、死亡之類的？」
「伯克·本傑明。」
「好的，就找本傑明先生。」
「本傑明女士。」
「好的，請幫我轉接。」
「她現在不在，午餐後會回來，我幫您預約好嗎？」
「好的。我是朗尼的朋友，也是長期客戶。如果本傑明律師有空，我一點鐘可以到。」
「應該可以，我記一下。」
「非常感謝。」
我留下了姓名。她詢問電話號碼，我也非常配合。我以為她還要信用卡號，類似餐廳確保客戶不失約的手段，但是她沒有。
利用見律師之前的空當，我拿出索引卡，把戴斯保管箱中所有信息轉記下來：加州駕駛執照，地址，社保卡號，兒子在貝克斯菲爾德的住址，就是沒有電話號碼。其他的一些信息我也轉記到索引卡上，總比帶著厚厚的文件夾輕鬆。我專門拿了一隻文件夾存放所有的複印件，看來還有很多事情要辦。
朗尼在州街買下的3層辦公樓原本是清春冰淇淋公司的產業。那家公司成立於1907年，在1931年大蕭條時破產。清春這個名字以及1907這個年份以哥特式字體鐫刻在入口處黑灰色的石頭門楣上。在公司運營的24年里，一樓一直是清春冰淇淋賣場，後來陸續成為快餐，糖果、可樂、茶點的賣場，上面兩層用來辦公。我了解這些因為前門右側的牌匾上記載了大樓的歷史變遷以及它成為歷史性地標的原因。
我推開玻璃門進入大廳，發現四周的牆壁全部露出內部的磚頭。市政府一定是要求朗尼進行防震加固，而鋼筋與支架這些現代建築的基礎結構都埋在牆裡。我懷疑眼前這些材料是從鎮上別處拆下來的。天花板拆掉了，站在大廳中央可以從一樓一直看到高高的圓頂。以黃銅為骨的弧形玻璃頂好似一張巨大的傘，陽光透過玻璃直射下來。
中庭的鐵藝旋轉樓梯通往第二、第三層，每層都有許多辦公室。接待區很大，顯得正中心四厘米厚的玻璃桌十分渺小，桌上陳列著各種老式奶罐和攪拌機。牆上掛的不是藝術品，而是上世紀前葉聖特雷莎的黑白老照片。戴圓頂禮帽、穿三件套西裝的兩位紳士嚴肅地站在大樓前，旁邊停著騾拉的牛奶車。在1926年地震之後的照片里，大樓兩邊的樓房都震塌了，唯有清春辦公樓逃過一劫。
地面鋪設的白色大理石上間隔有黑色圖案，可能是仿照原先的裝修。我發誓空氣里全是香革冰淇淋的味道。我查看了指示圖，找到伯克·本傑明的辦公室，201室，應該在二樓。老式的電梯仍在運行，籠子一般，外罩鋥亮的銅門。我走進電梯，拉上銅門，按下銅製的「2」按鈕。電梯慢悠悠地向上爬，電梯籠子對面牆上貼著的清春公司精美的海報和廣告倒是很好看。
我走出二樓電梯，接待員抬起頭，露出愉快的笑容。她50歲左右，滿頭灰發，穿一件灰色手織毛衣裙。灰色調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