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業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本來應該是個喜慶的日子，然而這一天楊廣高興不起來。按照慣例，這一天全國各郡都應該派代表向皇帝祝賀新年，這一年情況卻有所不同，全國居然有二十多個郡的代表沒有到。經過調查發現，這二十多個郡的代表分為三種情況：一種是所在的郡已經被亂民佔領，壓根兒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種是賀歲代表在路上已經被亂民殺掉；一種是賀歲代表還被堵在路上，進退兩難。
到了這個時候，楊廣才意識到國內民變的嚴重，隨即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以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
關於平叛，其實有很多種方法，隋朝的官員們也實驗了很多種，結果沒有一種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種方法：殘酷鎮壓。這個方法吐萬緒和魚俱羅用過，就是用蠻力強勢彈壓，結果人殺得越多，匪反而越多。民部尚書樊子蓋也採用了這種方法，而且比吐萬緒他們更絕。吐萬緒只打變民，而樊子蓋是見人就打。
樊子蓋彈壓絳郡的變民首領敬盤陀，為了斬草除根，樊子蓋不分平民還是亂民，從汾水北岸開始，見人殺人，見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來樊子蓋以為，這樣可以斬草除根，沒想到適得其反，原本造反的只是極少數，現在變成了大多數，整個絳郡遍地都是亂民，數萬平叛軍隊根本無濟於事。
第二種方法：鎮壓與耍詐並行。這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實證明非常失敗，耍詐只能僥倖成功一次，第二次就不靈了。
第三種方法：鎮壓與招撫並用。這種方法還能管點用，不過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蓋剿匪不利的情況下，楊廣派出了山西撫慰特使李淵。李淵一接手剿匪，馬上採用鎮壓和招撫並用的方法，一方面對堅持抵抗的亂民殘酷鎮壓，一方面對已經投降的變民盡量安撫，一手硬，一手軟，結果變民陸陸續續前來投降，累計下來居然有好幾萬人。李淵手下聚集的人多了，亂民頭領敬盤陀手下的人就少了。兩相對比，敬盤陀吃不消了，索性腳底抹油，到別的郡繼續自己的革命事業，而絳郡在李淵的招撫下恢複了平靜。
不過李淵的方法只能在一個郡起作用，並不能推廣到全國，原因就在於皇帝楊廣並不認可。在楊廣看來，天下只分兩種人，一種是良民，一種是亂民，良民不能殺，而亂民不能不殺，所以他主張，對亂民一殺到底，越多越好，看誰以後還敢造反。
楊廣並不知道，所謂良民與亂民之間其實沒有嚴格的界限，良民可以變成亂民，亂民同樣能變成良民，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維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還能夠維持正常的生活，那麼誰都願意當良民，畢竟沒有風險；反之，如果民不聊生，良民就會迅速轉化成亂民——反正造反是個死，不造反也會被餓死。
因此歷代王朝的皇帝都有條底線，就是要讓老百姓維持基本的生活，這條底線也是歷代王朝的紅線，誰碰到了這條紅線，這個王朝的路也就到了盡頭。
遺憾的是，楊廣恰恰不知道，因此就註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遠，不能回頭。
從中國大歷史的角度看，隋末的農民起義其實完全可以安撫下去，因為楊廣有兩大優勢，一是此時尚能保持對全國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國庫依然充盈。貞觀年間，馬周上書唐太宗說，隋朝儲備的米和布匹至今沒有用完，而那時隋亡已經將近二十年。對比唐朝末年對藩鎮的無奈，對黃巢的恐懼，楊廣所面臨的形勢好太多了，只可惜被他一一錯過了。
雖楚有才，晉實用之；雖隋有才，卻不用之。儘管隋朝的國運很短，但隋朝的大臣還是不乏遠見卓識的能臣，納言蘇威就是其中的一個，如果楊廣能採用他的方法，歷史必定要重寫。
得知民變四起之後，楊廣對民變敏感起來，每天都會追問民變的情況，也會追問到底還剩下多少變民。
大忽悠宇文述為了讓皇帝安心，隨口應道：「應該是逐漸減少。」楊廣追問：「減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著忽悠：「剩下的不到原來的十分之一。」
聽到宇文述的回答，蘇威在心裡痛罵宇文述無恥，不過現在在皇帝面前，還能有什麼選擇呢？要麼說實話，要麼說鬼話，要麼裝聾作啞打死也不說話。
蘇威不想觸皇帝的霉頭，因此挪動步伐，盡量站在柱子後面，好讓皇帝看不到自己，這樣自己就可以裝聾作啞不說話。
然而皇帝還是看到了他：「蘇威，你來說說，到底還剩下多少？」
蘇威一看躲不過了，良心驅使他實話實說：「這不是我的業務範圍，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變民離我們越來越近了！」
楊廣一聽，愣了一下：「你這話什麼意思？」
蘇威壯著膽子繼續說道：「以前他們只在山東鄒平鬧事，現在已經鬧到了河南汜水，難道不是越來越近了嗎？」
看皇帝沒有反應，蘇威接著往下說：「從前那些給朝廷繳納田賦出勞役的平民都到哪裡去了呢？是不是都當了亂民？我認為各地報來的變民數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據這些數字無法作出準確的判斷。再說當初在雁門郡的時候，皇帝已經承諾不再征遼東，而現在又在徵集糧草準備再戰，這樣民變怎麼可能停止？亂民怎麼可能消失？」
楊廣被蘇威的話給噎住了，他無法找出合適的語言來辯駁他，只能恨恨地看著他：「這老小子怎麼把實話都說出來了！」
無數的史實告訴我們，大臣對皇帝不能說太多的實話，否則就會對自己很不利，蘇威的遭遇又一次證明了這一點。
這一年五月五日端午節，大臣紛紛向皇帝貢獻寶物表達自己的心意，別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異寶，而蘇威送了皇帝一本書——《尚書》。本來皇帝端午節收禮物也就是圖一個高興，沒有指望靠收禮物發財，所以對蘇威的小氣也沒當回事。
然而每個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會有佞臣，兩者如同是貓和老鼠，缺了哪一個都不行。有蘇威這樣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著蘇威送皇帝《尚書》，佞臣們開始在這本書上做文章，很快找到了把柄。
《尚書》里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五子之歌》，記錄的是夏朝第三任帝姒太康的母親和五個兄弟在河邊唱的五首歌，歌的主要內容是對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責。佞臣們就把《五子之歌》與蘇威聯繫到一起，把楊廣和姒太康聯繫到一起，最後得出結論：蘇威指責皇帝跟姒太康一樣的暴虐，獻《五子之歌》絕對是不懷好意。
佞臣們把小報告打到了楊廣那裡，楊廣對蘇威的怒氣就積累了下來，不是不報，時候不到。
又過了一段時間，楊廣命蘇威做一份「四征高句麗」的計畫書，蘇威接過話頭，想藉此機會讓皇帝知道國內的民變到底有多嚴重。
蘇威說，我認為這次征高句麗，朝廷根本不用出動軍隊，只要皇上下一道詔書赦免全天下的變民，讓他們戴罪立功，那麼馬上就會有數十萬的軍隊。用這些軍隊打高句麗，高句麗沒幾天就完了！
楊廣一聽又扯到了國內的民變上，臉上已經露出了不高興的神情，蘇威見狀只能點到為止，告退出宮。
蘇威一走，楊廣的怒氣還沒有消，御史大夫裴蘊開始勸慰皇帝：「這個人說話實在不靠譜，天下變民哪會有那麼多，這不是讓皇上操心嗎？」此時的楊廣長出了一口氣：「老傢伙，我忍他已經很久了，我真想當面抽他一頓！」
話說到這個份上，近臣裴蘊明白了皇帝的意圖，不就是整人嗎？簡單！
在裴蘊的指使下，蘇威很快被控告「隨意任用官員，臨陣畏敵」，有這麼幾條，蘇威就被削去官職，貶為平民。又過了一個月，蘇威又被控告，「勾結東突厥」，這可是一頂鐵帽子，誰戴上，誰就是鐵帽子「亡」。
經過審理，蘇威被判處死刑，百口難辯的蘇威只能拚命地叩頭，一直叩出了血，嘴裡反覆為自己的罪過向皇帝道歉。
還好，皇帝楊廣網開一面，聽說蘇威認罪態度良好就把蘇威給釋放了，並讓人傳話說：「不忍心誅殺！」真是皇恩浩蕩，熱烈鼓掌！
不過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連同孫子這一代，蘇威一家被剝奪三代公權，有點剝奪三代政治權利的味道。耐人尋味的是，從此之後的蘇威在歷史上再沒有留下實話，留下的都是鬼話，遇到王世充和李世民，蘇威說的都是鬼話，什麼好聽說什麼，就是不說實話。李世民厭惡蘇威光說鬼話，將他永久擱置，於是蘇威在冷落中了此一生，在家終老！
人為什麼不說實話了？環境逼的！
忠臣用不了，實話聽不進，楊廣的路只能越走越窄，越行越迷茫。這一年的五月一日，發生了日全食，在古代，這是不祥的徵兆，雖然是迷信，但當時的老百姓都信。
這一年的五月九日，楊廣命人尋找螢火蟲，總共找到了數斛之多，等到黑夜外出遊山的時候，楊廣命人放掉所有的螢火蟲。剎那間，螢火蟲漫山遍野，螢火布滿高山深谷。這一刻，最是浪漫；這一刻，也是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