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主義認為，宇宙由數據流組成，任何現象或實體的價值就在於對數據處理的貢獻。 讀者可能覺得這實在是胡言亂語，但事實上，大部分的科學機構都已經改信了數據主義。數據主義是由兩大科學潮流爆炸性匯流而成。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150年後，生命科學已經認為生物體都是生化演算法。此外，在圖靈想出「圖靈機」（Turing Mae）這個概念的80年後，信息科學家也已經學會寫出越來越複雜的電子演算法。數據主義指出，同樣的數學定律同時適用於生化演算法及電子演算法，於是讓兩者合而為一，打破了動物和機器之間的隔閡，並期待電子演算法終有一天能夠解開甚至超越生化演算法。
對於政府、企業或一般消費者來說，數據主義提供了突破性的技術和強大的全新力量。對於學者和知識分子來說，它也能提供幾個世紀以來渴求的科學聖杯：從文學、音樂學、經濟學到生物學，所有科學學科都能統一在單一理論之下。根據數據主義，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股市泡沫和流感病毒不過是數據流的三種不同模式，能夠使用同樣的基本概念和工具來分析。這個想法十分吸引人，可以讓所有科學家講一種共通的語言，在學術的鴻溝上搭起橋樑，並輕鬆讓某種見解跨越不同學科。終於，音樂學家、經濟學家和細胞生物學家也能互相理解和溝通了。
在此過程中，數據主義將傳統的學習金字塔徹底翻轉。在這之前，大家認為數據只是智力活動這個漫長過程的第一步，我們要把數據轉化為信息，信息轉化為知識，最後把知識轉化為智能。但數據主義者認為，數據的流動量已經大到非人所能處理，人類無法再將數據轉化為信息，更不用說轉化成知識或智能。於是，處理數據的工作應該交給能力遠超人類大腦的電子演算法。實際上，這也就代表著數據主義對人類知識和智能有所懷疑，而傾向於信任大數據和計算機演算法。
最堅信數據主義的正是它的兩個母學科：計算機科學與生物學。兩者之中，又以生物學更為重要。生物學擁抱了數據主義，才讓計算機科學的小小突破撼動了整個世界，可能徹底改變生命的本質。要說所有生物都是演算法，不管是長頸鹿、番茄或人類都只是不同的數據處理方式，你可能並不以為然。但這裡必須強調，現在的科學教條就是如此，而且對整個世界的改變難以想像。
今天，我們視為數據處理系統的不只是單一生物，還包括蜂箱、細菌的菌落（y）、森林和人類城市之類的社會。經濟學家也越來越常用數據處理系統的概念來詮釋經濟。一般人看來，經濟就是有農民種小麥，有工人做衣服，有顧客買麵包和衣服。但在專家眼中，經濟機制就是收集關於慾望和能力的數據，再轉化為決策。
根據這種觀點，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和國家控制共產主義就不是意識形態、倫理教條或政治制度上的競爭，而根本是不同數據處理系統間的競爭。資本主義採用分散式處理，而蘇聯式共產主義則是集中式處理。資本主義讓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相連，並允許他們自由交換信息、獨立做出決定來處理數據。自由市場上的麵包價格如何確定？每家麵包店愛做多少就做多少，價格愛定多高就定多高。而顧客只要能夠負擔，一樣可以愛買多少就買多少，或是直接去其他麵包店購買。一根法棍麵包1000美元並不犯法，只是大概沒人會買。
讓我們把規模放大，假設投資者預測麵包需求將增加，就會買入研發高產量轉基因小麥的生物科技公司股份。資金流入，該公司就能加速研究，更快提供更多小麥，以避免麵包短缺。就算哪家生物科技巨頭半路夭折，也可能有競爭對手實現這項突破。因此，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將分析數據和做決定的工作分發下去，交給許多各自獨立但又相互連接的處理器。正如奧地利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在一個把相關事實的知識分散給許多人的系統中，可以靠價格協調不同人各自的獨立行動。」
根據這個觀點，證券交易所正是人類迄今創立的最快、最有效的數據處理系統。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加入，或是通過銀行或退休基金加入。證券交易所推動著全球經濟，在地球，甚至外太空發生的事情，無不納入考慮。不管是科學實驗成功、日本傳出政治醜聞、冰島火山噴發，甚至太陽表面有不規則活動，都會影響股價。而為了讓系統運作順暢，就需要讓盡量多的信息儘可能地自由流動。如果全球有數百萬人都能獲取所有相關信息，就會通過買賣來決定石油、現代汽車股票或瑞典政府債券最準確的價格。據估計，證券交易所只要根據15分鐘的交易信息，就能確定《紐約時報》某個頭條對於大多數股價的影響。
這種數據處理的概念，也能夠解釋為何資本家喜歡降稅。重稅代表可用資本有一大部分集中在單一地點（國庫），也就有越來越多決策必須由單個處理器（政府）來決定。這樣一來，整個數據處理系統就會過度集中。假設稅收高到離譜，幾乎所有資本都流到政府手中，一切由政府決定，包括麵包的價格、麵包店的位置，以及研發預算。在自由市場中，如果某個處理器做出錯誤的決定，立刻就會有人乘虛而入。但如果幾乎所有決定都操縱在單一處理器手中，一犯錯就可能是場大災難。
這種所有數據都由單處理器來處理並決定的極端情況，就是蘇聯式共產主義。在蘇聯經濟里，號稱要讓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換句話說，政府會把你的利潤全部取走，再判斷你有什麼需求，並提供給你。雖然這種極端方案並沒有真正實現，但蘇聯及東歐可說是儘力逼近。它們放棄了分散式數據處理的原則，轉換為集中式數據處理，蘇聯各地的所有信息都流向莫斯科一處，也是由莫斯科做出所有重大決定。生產者和消費者無法直接溝通，而且必須服從政府的命令。
例如，蘇聯的經濟部門可能會決定：所有店裡的麵包價格都是2盧布又4戈比（kopek）；敖德薩州（Odessa Oblast）的某個集體農場本來種小麥，但現在要改成養雞；另外，莫斯科的紅色十月面包店每天要生產350萬個麵包，一個也不準多。與此同時，蘇聯的科學部門也會命令蘇聯所有生物科技實驗室接受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的理論。李森科素負惡名，執掌列寧農業科學院（Lenin Academy fricultural Sces），但他不相信當時主流的基因遺傳理論。他堅信，如果某個生物這輩子得到了新的性狀，就能直接傳給後代。這種想法完全違背正統達爾文學說，卻與蘇聯的教育原則十分吻合，意味著只要訓練小麥承受寒冷的天氣，後代的小麥也能夠耐寒。於是，李森科把幾十億株「反革命」的小麥送到西伯利亞接受再教育；只不過，蘇聯很快就被迫從美國進口越來越多的麵粉。
資本主義之所以勝出，並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更符合倫理、個人自由神聖無比，又或者上帝對這些共產主義者降下怒火。資本主義能夠贏得「冷戰」，是因為至少在這個科技加速改變的時期，分散式數據處理的效果就是比集中式數據處理更好。20世紀末期的世界變化實在太快，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無法處理。像這樣把所有數據都集中起來、所有重大決策都由一群官員決定，雖然能夠生產出原子彈，卻絕不可能打造出蘋果或維基百科。
有一個故事（可能是假的，但精彩的故事多半都是假的），講的是戈爾巴喬夫為了讓蘇聯經濟起死回生，派出一位主要副手到倫敦，想了解撒切爾主義（Thatcherism）是什麼，資本主義制度又是如何實際運作的。東道主帶著這位蘇聯來的貴賓參觀倫敦，前往倫敦證券交易所和倫敦政經學院參觀，與銀行經理、企業家和教授長談。這位蘇聯專家忽然忍不住說：「抱歉，請先停一下。先別管所有這些複雜的經濟理論了。我們在倫敦來來回回一整天，有件事我一直不懂。在莫斯科，我們派了最聰明的人來研究麵包供應制度，但每家麵包店和雜貨店還是大排長龍。而在倫敦，這裡有數百萬人口，我們今天經過了許多家店和超市，卻沒有一個地方需要排隊。請帶我去見一下在倫敦負責供應麵包的人，我一定得學學他的秘招。」東道主抓了抓頭，想了一下，說道：「可是，沒人負責供應麵包給倫敦啊。」
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成功秘訣。並沒有中央處理單元壟斷關於倫敦麵包供應的所有數據，而是信息在幾百萬名消費者和生產者、麵包師和企業家、農民和科學家之間自由流動，市場力量決定麵包的價格、每天烘焙的數量，以及研發的順序。如果市場力量做出不當的決定，也能很快自我修正。我們現在的重點並不在於這種資本主義理論是否正確，而在於用數據處理的概念來了解經濟學。
政治科學家也逐漸把人類政治結構理解成數據處理系統。民主和專制在本質上是兩套關於收集和分析信息的對立機制。專制使用集中式處理，而民主則喜歡分散式處理。民主在過去幾十年里佔得上風，是因為在20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