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距離太陽多遠？許多現代早期天文學家想方設法尋求解答，特別是哥白尼主張宇宙的中心是太陽而非地球之後，就吵得沸沸揚揚。許多天文學家和數學家都想解出這道難題，但眾家得出的答案卻有極大的差異，無法達成共識。終於，有人在18世紀中葉提出了可靠的測量方法。每隔幾年，金星就會從太陽和地球之間直接通過，形成看似金星從太陽表面划過的「金星凌日」現象。而根據從地球各處觀看金星的角度有些微不同，能夠觀察到金星凌日的時間長短也有所不同。只要從地球上不同的大洲觀察同一場金星凌日，用簡單的三角函數就能算出太陽到地球的準確距離。
當時天文學家預測，下一次金星凌日是在1761和1769年。於是，歐洲人派出船隊前往地球四方，希望能盡量從各個最遠的角落來觀察這個現象。在1761年，科學家從西伯利亞、北美、馬達加斯加和南非觀察。時近1769年，歐洲科學界更是不遺餘力，遠途前往加拿大北部和加州（當時還是一片荒野）。而且，倫敦皇家自然知識促進會（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一般簡稱英國皇家學會）認為這還不夠。為了得到最準確的結果，他們認為絕對有必要特地派一位天文學家到西南太平洋。
於是，英國皇家學會出資出力毫不吝惜，派了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查爾斯·格林（Charles Green）前往塔希提島。然而，既然這趟航程如此昂貴，如果目的只有一次天文觀測，豈不是太過浪費？因此，除了格林之外，同行的還有八位其他學科的科學家，隊長則是植物學家約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和丹尼爾·索蘭德（Daniel Solander）。在這個遠征隊里還有幾位畫家，專門負責繪製途中必然會遇到的新土地、植物、動物和人類。船隊配備了班克斯和英國皇家學會所能買到最先進的科學儀器，船長則是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他不僅是老練的水手，更是聲名卓著的地理和人種學家。
遠征隊於1768年離開英國，1769年在塔希提觀察到金星凌日，接著前往考察一些太平洋島嶼，抵達了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最後在1771年回到英國。這趟遠征帶回了數量驚人的天文學、地理學、氣象學、植物學、動物學和人類學資料，成了以後許多學科得以發展的重要基礎，並引發歐洲人對南太平洋的諸多想像，也啟發後世的博物學家和天文學家。
醫藥領域就得益於庫克船長的這場遠征。當時，講到要航行至遙遠的彼岸，大家都有心理準備，有一半以上的船員無法抵達終點。他們的最大剋星並不是憤怒的原住民、敵人的戰艦，或是思鄉情切，而是當時還一無所知的壞血病。得了壞血病，人就會變得慵懶昏沉、心情沮喪，而且牙齦等軟組織還會出血。等到疾病惡化，就會開始掉齒、出現傷口且無法癒合，病人開始發燒、黃疸，無法控制四肢。在16到18世紀之間，壞血病估計奪走了兩百萬船員的生命。當時沒有人知道壞血病的病因，而且不管用什麼療法，水手還是大批死亡。一直到1747年終於有了轉機，英國醫生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用患上壞血病的水手進行了一場實驗，分成控制組和各個對照組，各自給予不同的治療。其中一組採用的是當時治壞血病的民俗療法：吃柑橘類水果。而這組患者也迅速康復了。雖然當時林德還不知道究竟柑橘類水果有什麼是水手所需要的，但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正是維生素C。當時典型的船上飲食都明顯缺乏維生素C，遠航的水手通常只吃餅乾和牛肉乾，幾乎沒有水果或蔬菜。
雖然英國皇家海軍並未採信林德的實驗結果，但庫克船長信了。他決心證明這位醫生是對的。於是，庫克的船隊帶著大量的酸菜，並且每次只要登陸，就下令水手必須多吃新鮮蔬菜水果。在庫克手下的所有水手，沒有任何一個因為壞血病而喪命。接下來的10年里，世界上所有的海軍都改採用庫克船長提倡的海上飲食，拯救了無數的水手和乘客的生命。
然而，庫克遠征隊還有另外一個遠非良性的影響。庫克除了是個經驗老到的水手和地理學家，同時還是海軍軍官。雖然遠征的絕大部分經費來自英國皇家學會資助，但船舶本身是由皇家海軍提供。同時，海軍調派85位裝備精良的水手和士兵同行，船上也配備船用大炮、步槍、火藥和其他武器。畢竟，遠征取得的大部分資料（尤其是天文、地理、氣象和人類學資料）都具有明顯的政治和軍事價值。有了壞血病的療法之後，英國便能派出海軍前往地球最遠的另一端，對全球各大洋的控制力也隨之大增。對於許多庫克「發現」的島嶼，他都聲稱從此歸英國所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大利亞。庫克這場遠征奠定了英國佔領西南太平洋的基礎，征服了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和紐西蘭，讓數百萬的歐洲人殖民到新的土地；但也造成許多本土文化滅絕，原住民幾近滅種。
在庫克遠征後的一世紀間，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最肥沃的土地都被歐洲移民掠奪強佔。原住民不僅人數銳減90%，倖存者也嚴重受到種族歧視迫害。對於澳大利亞原住民和紐西蘭毛利人來說，庫克遠征隊帶來的是幾近毀天滅地的災難，至今尚未復原。
而在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原住民，遭遇甚至更加悲慘。他們原本遺世獨立，生存繁衍長達上萬年，但在庫克抵達後短短一世紀間，就慘遭滅族，男女老幼無一倖免。歐洲殖民者起初只看上島上最肥沃富裕的地點，接著就連荒野之地也不肯放過，有組織有計畫地殺害所有原住民。最後僅存的少數人被趕到一個新教的集中營，傳教士一片好意（但心胸並不特別開明），循循善誘，希望給他們灌輸關於現代世界的生活方式。他們要塔斯馬尼亞人學習閱讀、寫作和信仰基督教，以及操練各種「有用的技能」，像是縫補衣物和耕作。但他們拒絕學習，變得越來越憂鬱，不再願意生育後代，對生命完全放棄希望，最後終於踏上一條唯一能逃離這個科學、進步現代社會的退路：死亡。
令人不勝感慨的是，就算死後，科學與進步並未就此放過他們。最後幾個塔斯馬尼亞人的遺體被人類學家和博物館長以科學之名取走，進行解剖、測量長度和重量，再分析發表成所謂的科學文章。接著，他們的頭骨和骨架再被陳列在博物館裡，成了人類學的藏品。一直要到1976年，塔斯馬尼亞博物館才終於願意鬆手，讓楚格尼尼（Truganini，最後一位離世的純種塔斯馬尼亞人）的遺骨得以安葬，此時她已經去世了一百年之久。英國皇家外科醫師學會（English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也是到了2002年，才歸還她的皮膚和頭髮標本。
所以這樣說來，庫克的船隊究竟是有武力保護的科學遠征隊，還是有幾個科學家隨行的武力遠征軍？這個問題就像是問車子的油箱該說是半滿還是半空一樣，其實兩者皆是。科學革命與現代帝國主義的關係密不可分。對於像是庫克船長和植物學家班克斯來說，科學和帝國根本就是一家。就連倒霉的楚格尼尼也分不出這兩者的概念有何不同。
如果我們看看，從北大西洋的一座大島，一群人竟出發征服了遠在澳大利亞南邊的另一座大島，這可以說是史上最不可思議的事件之一了。在庫克遠征之前不久，不列顛群島和西歐還不過就像是地中海世界荒廢的偏遠後院，人們從沒聽說過它們有任何重要性。就算是前現代唯一上得了檯面的古羅馬帝國，財富也多半是來自北非、巴爾幹和中東的行省。當時古羅馬帝國的各個西歐行省還只是一片荒涼的大西部，除了礦產和奴隸之外並沒有什麼重要性。至於北歐更是偏遠荒涼又野蠻，毫無征服的價值。
一直要到15世紀末，歐洲才成為各種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搖籃。在1500到1750年間，西歐意氣風發，成為「外部世界」（Outer World，指南北美洲和各大洋）的主人。但就算在當時，面對亞洲的超級強權，歐洲還是小巫見大巫。歐洲人之所以能成功征服美洲、在海上稱王，主因是亞洲帝國對這些地方興趣不大。地中海的奧斯曼帝國、波斯的波斯帝國、印度的莫卧兒帝國，以及中國的明、清，在現代早期也是蓬勃發展，領土顯著增長，人口及經濟發展幅度前所未見。在1775年，亞洲佔了全球經濟總額八成的比重。光是印度和中國，就佔了全球生產量的2/3。相較之下，歐洲就像個經濟侏儒。
一直要到1750到1850年間，歐洲在一系列戰爭中將傳統亞洲大國打得抬不起頭，征服了亞洲的大片土地，全球的權力中心才移到歐洲。在1900年左右，歐洲已經緊緊掌握著世界經濟和多數的土地。在1950年，西歐加美國的生產量佔了全球超過一半，而中國只剩5%。 在歐洲主持下，出現了一個新的全球秩序。雖然我們常常不願意承認，但現在全球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