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並沒有讓人有踢足球賽的能力。確實，演化讓人有腳能踢球，有肘能犯規，還有嘴能罵人，但這些加起來，頂多就是讓人能自己玩玩球而已。想在某個下午和球場上的陌生人一起來踢場足球賽，不只得和10個可能從未見過面的人合作當隊友，還得知道對方11個人也會遵守一樣的規則。有些時候，其他動物也會和陌生同類合作，進行仿若儀式的侵略舉動，但通常都是出於其本能。例如小狗有時候會玩得滾來滾去、咬來咬去，但那是深植於它們基因里的設計。只不過，我們人類的孩子可沒什麼玩足球的基因設計。我們之所以能和完全陌生的人踢球賽，是因為大家都學過同樣一套的足球規則。這些規則全部都是想像出來的，不過只要大家都同意，還是能玩得十分開心。
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像是王國、教會或貿易網路等較大的規模，只有一項重要區別：複雜的程度不同。相對來說，足球的規則簡單明了，很像是過去採集時代各個小部落或小村莊之間要合作時的共識。所有球員都可以輕輕鬆鬆把規則全部記在腦子裡，同時大腦還有餘裕記得一些歌曲、影像，甚至是待會兒要買什麼。只不過，如果不是像這樣只有22個人要合作，而是有幾千甚至幾百萬人要合作，需要儲存及處理的信息量就會極度龐大，絕不是任何單一人腦所能記憶處理的。
某些其他物種（像是螞蟻和蜜蜂）也能形成大型社會，而且穩定又靈活。但這是因為它們的基因組裡就已經儲存了合作所需的大部分信息。蜜蜂的未受精卵會發育成雄蜂，受精卵則發育成雌蜂，但雌蜂幼蟲依據被餵食的食物不同，長大後可能成為蜂后，也可能成為一般的工蜂。在它們的DNA里，已經為兩種不同角色都設定好必要的行為模式，前者讓它能母儀天下，後者則讓它盡心儘力、認真工作。蜂巢里的社會結構非常複雜，有許多不同種類的工蜂，有的負責覓食，有的負責照護，有的負責清潔等等。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可沒人見過有蜜蜂當律師負責打蜜蜂官司。之所以蜜蜂不需要律師，是因為不會有蜜蜂打算違反什麼蜂巢憲法，認為清潔蜂不該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但人類可就不同了，這種事總是不斷發生。因為智人的社會秩序是通過想像建構，維持秩序所需的關鍵信息無法單純靠DNA複製就傳給後代，需要通過各種努力，才能維持種種法律、習俗、程序、禮儀，否則社會秩序很快就會崩潰。舉例來說，漢謨拉比國王將人分成上等人、平民和奴隸，但這件事並不存在於人類的基因組裡，並不是一個自然的區分方式。如果巴比倫人無法讓大家的心裡都有這項「真理」，整個社會就會停止運作。同樣，就算是漢謨拉比本人，他後代的DNA里也沒記載著上等人如果殺了個平民女性就該付30舍客勒的銀子。漢謨拉比必須特地教導他的兒子，告訴他帝國的法律是如何如何，以後再由兒子來教孫子，以此代代相傳。
一個帝國要運作，會產生大量的信息。除了法律之外，帝國還必須記錄各種交易和稅收、軍用物資和商品的庫存量，還有各種節慶及打勝仗的日期。在先前的幾百萬年間，人類只有一個地方可以記錄信息：他們的大腦。但很遺憾，對於整個帝國這麼大的數據量來說，人類的大腦並不是個很好的儲存設備，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大腦的容量有限。確實有些人記憶力驚人，而且古代也有人專門研究記憶術，整個省的地形地勢瞭然於胸，整部國家法典倒背如流。儘管如此，還是有連記憶大師也無法超越的限制。像是律師就算能把整個馬薩諸塞州的法條都背下來，也不可能把從17世紀塞勒姆（Salem）女巫審判以降所有訴訟細節全記得一清二楚。
第二，人類總難免一死，而大腦也隨之死亡。所以，任何儲存在大腦里的信息多半在一個世紀內就會消失。當然，我們可以把記憶從一個大腦傳達到另一個大腦里，但傳遞幾次之後，信息總是會開始亂成一團或是遭到遺忘。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於人類的大腦經過演化，只習慣儲存和處理特定類型的信息。為了生存，遠古的狩獵採集者必須能夠記住數千種動植物的形狀、特性和行為模式。像是他們必須記住，一朵皺巴巴的黃色菇類，如果是在秋天長在榆樹下，就很有可能有毒，但如果是在冬天長在橡樹下，卻是種很好的胃藥。此外，狩獵採集者也得記住部落里幾十個人彼此的意見和關係。例如假設露西需要部落里有人幫她擋住約翰，叫他別來騷擾她，就很需要記得像是約翰上周與瑪麗吵了一架，所以現在找瑪麗准沒錯。因此，演化壓力讓人類的大腦善於儲存大量關於動植物、地形和社會的信息。
然而在農業革命之後，社會開始變得格外複雜，另一種全新的信息類型也變得至關重要：數字。採集者以前從來不需要處理大量的數字。例如採集者不用記得森林裡每棵樹上有幾個果子；也因此，人類的大腦不習慣儲存和處理數字。然而如果要管理一個大國家，數字可以說是一大關鍵。國家光是立法、講些關於守護神的故事還不夠，像是收稅這種事就萬萬不可少。而為了向數十萬國民收稅，國家就必須先收集關於國民收入及財產的數據，關於付款的數據，關於欠款、債務和罰款的數據，關於折扣及豁免的數據。這些數字總共會有幾百萬的數據位需要儲存和處理。國家要是無法應付，就永遠不知道手中有什麼資源，未來又能利用什麼資源。但對大多數人來說，講到要記憶、回憶、處理這些數字，不是覺得腦力超載，就是覺得昏昏欲睡。
這種人腦的限制大大局限了人類合作的規模和程度。如果某個社會的人數和物品的數量超過某個臨界值，就必定需要儲存和處理大量的數字數據。但人腦又力有未逮，於是系統也就崩潰。正因如此，就算在農業革命後的數千年間，人類的社會網路還是相對規模較小，也相對簡單。
最早克服這項問題的是遠古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蘇美爾人。當地艷陽高照、平原肥沃，發展出發達的農業、繁榮的城鎮。隨著居民人數增長，要協調各項事務所需的信息也不斷膨脹。在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3000年之間，一些不知名的蘇美爾天才發明了一套系統，可以在人腦之外儲存和處理信息，專為處理大量數字數據所量身打造。從此，蘇美爾人的社會秩序不再受限於人腦的處理能力，而開始能走向城市、王國和帝國。蘇美爾人所發明的這套數字處理系統，正是「書寫文字」。
文字是採用實體符號來儲存信息的方式。蘇美爾文字系統結合了兩種類型的符號，刻印在黏土泥板上。第一種符號代表的是數字，分別有符號可以表達1、10、60、600、3600，以及36000。（蘇美爾人的數字系統分別以6和10作為基數。即使到現在，人類生活還是處處可見以6為基數，像是一個圓有360度，一天有24小時。）另一類型的符號則代表人、動物、商品、領土、日期等等。結合這兩種符號，蘇美爾人能夠記下的數據量就能夠遠勝於任何大腦的容量或任何DNA所含的基因碼。
在早期，文字只用來記錄事實和數字。就算蘇美爾人當時真的有過小說，也從來不曾刻印到泥板上。畢竟，當時要寫下文字不僅耗時，而且能閱讀的群眾又太少，所以除了必要的記錄之外，實在沒有書寫的必要。如果我們想知道人類的祖先在5000年前寫下了什麼智慧的話語，很可能就會非常失望。舉例來說，目前找到人類祖先最早留給我們的信息是「29086單位大麥37個月庫辛」。這句話最有可能的解讀是：「在37個月間，總共收到29086單位的大麥。由庫辛簽核。」很遺憾，人類史上的第一個文本不但不是哲學巧思，不是詩歌，不是傳奇，不是法律，甚至也不是對王室歌功頌德，而是無聊至極的財經文件，記錄各種稅務、債務以及財產的所有權。
除此之外，遠古時代只有另一個其他類型的文本倖存，而且甚至比那塊泥板更無趣：就只是一堆單詞，由當時的文士一再重複抄寫，作為練習。而且，就算當時的學生已經抄賬單抄到深感無聊，想要自己寫首詩，客觀條件也並不允許。最早的蘇美爾文字只能部分表意（partial script），而無法完整表意（full script）。所謂完整表意，指的是這套符號能夠大致完整表達出口頭語言；這樣一來，就能表達一切人類口傳的內容，包括詩歌。但另一方面，所謂部分表意，就是指這套系統只能呈現特定種類的信息，局限於特定領域的活動。舉例來說，拉丁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盲人點字都能夠完整表意，不論是稅條、史書、商業法律，或是情詩和歷史著作，全部難不倒它。相較之下，最早的蘇美爾文字就像是現代的數學符號和音樂符號，只能部分表意。例如數學符號雖然能用來計算，但要寫情詩就做不到了。
對蘇美爾人來說，蘇美爾文字不能拿來寫詩似乎並不是什麼大問題。畢竟他們發明文字的目的不在於複製口語，而是想要完成一些口語沒做到的事。像是在哥倫布抵達美洲之前，安第斯山脈就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