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半路上發生的那事，也是令人十分吃驚的。不過這一切必須從頭說起。當我和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上街前一小時，許多人好奇地發現，有一群人在城裡走過，他們是什皮古林廠的工人，人數約摸七十人，也可能更多些。這些人循規蹈矩，幾乎一言不發，彷彿早有安排似的井然有序地走著。後來有人斷言，這七十人是從全體工人中選出來的（什皮古林廠的工人將近九百人），他們是去向省長請願的，由於老闆不在，他們想向省長尋求法律公正，約束一下他們的管事，這管事關閉工廠，遣散工人，肆意剋扣全廠工人的工資——現在這已經是毫無疑問的事實了。我們這裡至今有一些人不承認這些人是選舉產生的，他們硬說，要選舉七十個人出來數目太多了，因此這幫人不過是由受害最深的工人組成，他們前來請願只是為了他們自己，因此後來轟動一時的所謂全廠總「暴亂」，根本是子虛烏有。第三部分人則狂熱地硬要大家相信，這七十人絕不是普通的暴亂者，而絕對是政治犯，也就是說，這些人是最愛尋釁鬧事的暴徒，而且肯定是被暗中散發的傳單挑動起來的。總之，這事肯定有人施加影響或者暗中煽動——但究竟如何，至今尚無定論。我個人的看法是：工人根本就沒有讀過暗中散發的傳單，即使讀了，他們也根本不懂，僅憑一點，因為寫這些傳單的人，儘管開門見山，直言不諱，可是寫得不明不白，行文極其晦澀。但是因為工人的處境的確很困難——而他們向之求助的警察局又不願干預他們所受的委屈——因此他們只好成群結隊地向「將軍本人」 請願，如果可以的話，他們甚至準備頭頂狀紙，循規蹈矩地在他的官邸的台階前站好隊，只要他一出現就雙膝下跪，像見到上帝一樣呼天搶地，苦苦哀求——難道還有比他們這樣的想法更自然的嗎？依照愚見，這事既不需要暴動，甚至也不需要選舉什麼代表，因為這是一個老辦法，古已有之；俄國老百姓自古以來就喜歡向「朝廷大員」攔轎告狀，其實這僅僅是出於他們樂意，至於告狀結果如何，均在所不計。
因此我深信不疑，即使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利普京，也許還有什麼人，甚至說不定還有費季卡，就算曾經預先在工人中上躥下跳（因為對這一情況的確存在相當過硬的證據），跟他們說過話，但是跟他們說過話的人大概也超不過兩個，三個，就算五個吧，僅僅是為了試探一下，而且這種談話也不曾產生任何效果。至於暴動，即使工人們從他們的宣傳中聽懂了什麼，他們也肯定會立刻不再聽下去，認為這樣做太蠢了，根本不適合。費季卡則是另一回事：他似乎比彼得·斯捷潘諾維奇走運。現在已無可置疑地查明，有兩名工人的確跟費季卡一起參加了三天後發生的城裡那起縱火案，後來，過了一個月，又在縣裡抓住了三名過去的工人，罪名也是縱火和搶劫。即使費季卡把他們引誘了過去，讓他們直接參加這次行動，那也僅此五人而已，因為有關其他人的這一類情況什麼也沒有聽說。
不管怎麼說吧，反正工人們終於成群結隊地來到了省長官邸前的那個小廣場上，循規蹈矩和一聲不響地排好隊，接著就張大了嘴看著省長官邸的台階，開始等候。有人對我說，他們似乎剛一站好隊，就立刻摘下了帽子，也就是說，還在一省之長出現前半小時，他們就摘下了帽子，可是這位省長卻好像故意似的，這時偏偏不在家。警察局立刻派員前來，先是三三兩兩，後來幾乎是傾巢出動；不用說，先是威嚴地命令他們散開。但是工人們硬是頂牛，就像一群走到板牆前的羊似的，還簡單明了地回答，他們要見「將軍本人」；可見他們決心之堅定。不自然的吆喝聲停止了；迅速取代這吆喝聲的是若有所思、低聲發布的秘密指令、嚴峻的忙忙碌碌和憂心忡忡，以及長官們皺緊的雙眉。警察局局長認為還是等馮·連布克本人來了之後再說。有人說，局長是坐著三套馬車飛也似的跑來的，還在馬車上就動手打人了——這全是無稽之談。他在敝城的確愛乘坐他那輛尾部是黃色的輕便馬車橫衝直撞，而且隨著「那兩匹撒歡的拉邊套的馬」越來越瘋狂，也曾博得勸業場商人的齊聲喝彩，於是他便在馬車上站起來，把身體挺得筆直，抓住特意釘在馬車一側的皮帶，就像在紀念像上那樣向空中伸出右手——他就這樣坐著馬車巡視全城。但在當前的情況下，他的確沒有打人，雖然他在跳下馬車時免不了說了句難聽的話，但他這樣做的唯一目的，無非為了不失威嚴。更荒唐的是說調來了上了刺刀的兵，又說還給什麼地方拍了電報，報告情況緊急，讓他們派炮兵和哥薩克來 ：這是發明者本人現在也不相信的信口雌黃。還有人說拉來了消防用的大水桶。想用水來澆老百姓，這也是胡說八道。其實，這無非是因為伊里亞·伊里奇一時衝動叫了聲：誰也休想在他這裡干著身子走出水面 ；大概由此而引申出水桶，水桶云云也就這樣被京城報紙的通訊所轉載。應該認為，最可靠的說法是首先命令所有在場的警察把這批請願者團團圍住，然後派了一名信使（第一警察分局的分局長）即刻去找連布克，於是這名警官便立刻坐上警察局局長的馬車飛也似的向斯克沃列什尼基跑去，因為他知道，大約半小時前，馮·連布克坐了自己的彈簧馬車動身上那裡去了……
但是，不瞞諸位說，我始終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這麼一幫赤手空拳的，即普普通通的請願者——誠然，有七十人之多——怎麼會一上來，剛邁出第一步，人家就把他們說成有顛覆國家基礎之虞的暴動呢？為什麼當連布克緊跟著信使於二十分鐘之後趕回來的時候，他便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一想法呢？我是這麼揣測的（但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跟工廠管事有通家之好的伊里亞·伊里奇，甚至對他有利地向馮·連布克把這群人形容得十分可怕，這樣就可以讓連布克不必動真格的，來審理此案了：而開導他，促使他這樣做的竟是連布克本人。在最近兩天，他曾與他有過兩次神秘的緊急談話，話又說回來，這兩次談話內容極其含混，但是伊里亞·伊里奇還是從中看出，省長已固執地認定有人在暗中散發傳單，有人在暗中煽動什皮古林工廠的工人起來進行社會暴亂，而且他固執到這樣的程度，如果一旦查明煽動云云純屬子虛烏有，他說不定還會感到很遺憾。「他變著法兒地想去彼得堡邀功請賞，」我們這位狡猾的伊里亞·伊里奇離開馮·連布克家出來的時候想，「也好，正合吾意。」
但是我確信，可憐的安德烈·安東諾維奇即使想為自己邀功請賞，他也決不希望真的發生暴亂。他是一名恪盡職守的官員，直到結婚前一直為官清廉。他放棄了秉公出售公家木材的機會，又放棄了與守身如玉的明亨結婚，而是接受一位四十歲的半老徐娘公爵小姐的抬舉，攀了這門高枝兒，難道這是他的錯嗎？我幾乎有十分把握地知道，就是從這個不祥的上午起開始出現了那種狀態的明顯跡象，據說，正是這種精神狀態後來使可憐的安德烈·安東諾維奇進了瑞士的那家著名的特別機構 ，他現在似乎正在那裡漸漸康復。但是，假定說，正是從這天上午起，某種情況的明顯跡象即已暴露無遺的話，那，按照愚見，也可以認為，在頭天晚上，這類事實的某些表現就已經出現了，雖然表現得不很明顯。我知道，據最隱秘的傳聞（諸位可以猜到，這是尤利婭·米哈伊洛芙娜親自告訴我的，她向我透露了這件事的極小部分；她當時已經不那麼洋洋得意了，而是幾乎有點後悔了——因為女人是從來不會完全後悔的），我知道，頭天晚上，已是深夜，在凌晨兩點多鐘，安德烈·安東諾維奇走到自己夫人的卧室，叫醒了她，要求她聽聽「他的最後通牒」。他的要求很堅決，她只好從卧榻上坐起來，怒形於色，頭上還帶著捲髮紙，雖然臉上掛著嘲弄的輕蔑，但她在沙發榻坐好後，畢竟還是聽了。這時她才第一次明白她的安德烈·安東諾維奇做得實在太過分了，不由得私下裡感到一陣害怕。她本來應該終於清醒過來，態度變得溫和些，可是她卻掩飾了心頭的恐懼，而且變得比從前更固執了。她自有一套對付安德烈·安東諾維奇的辦法（就像任何一個妻子似乎都有一套對付丈夫的辦法似的），這辦法已經屢試不爽，而且不止一次把他氣得幾乎發狂。尤利婭·米哈伊洛芙娜的辦法就是輕蔑地保持沉默，一小時，兩小時，一晝夜，有時幾乎長達三晝夜——無論他說什麼，無論他做什麼，哪怕他爬上窗戶從三層樓上跳下去，她也始終保持沉默——對於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來說，這樣做是無法忍受的。無論尤利婭·米哈伊洛芙娜是否因為她丈夫近日的失策，以及他作為一省之長居然對她的行政才能心懷嫉妒因而懲罰他也罷；也無論是因為他批評了她同年輕人和所有我們這夥人的行為有失檢點，而不明白她那微妙而又富有遠見的政治目標因而對他發怒也罷；也無論是因為他居然愚蠢而又毫無意義地吃起了彼得·斯捷潘諾維奇的醋因而在生他的氣也罷——反正不管因為什麼吧，她現在已橫下一條心，絕不心軟，儘管現在已半夜三點，而且她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安德烈·安東諾維奇像今天這樣激動。他忘乎所以地踏著她的小客廳的地毯忽前忽後，忽左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