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爾金斯基住在螞蟻街他的私宅里，也就是說住在他妻子的房子里。這是一座木屋，平房，這裡沒有不相干的住戶。借口給主人過生日，前來開會的客人大約有十五人。但是這晚會絲毫不像外省的普通的命名日晚會。還在他倆同居之初，維爾金斯基夫婦就相互永遠說定，因過命名日而宴請賓客是十分愚蠢的，而且「毫無樂趣可言」。幾年來，他倆已經完全把自己與社會隔絕。他雖然是個很有才幹的人，而且根本就不「怎麼窮」，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覺得他是個喜歡孤獨，此外說起話來還十分「傲慢」的怪人。至於維爾金斯卡婭太太，因為她乾的是接生這一行當，單憑這一點，她就在社會階梯上站在最下層；儘管她丈夫當過軍官，她的地位卻比牧師老婆還低，可是她身上一點也看不出與她的身份相稱的謙卑。自從她極其混賬和不可饒恕地同那個騙子列比亞德金大尉公然私通以後，就連敝城那些心地最寬厚的太太也都懷著明顯的蔑視扭過頭去不理她。但是維爾金斯卡婭太太卻對這一切視若無睹，好像她要的就是這個。有意思的是，同樣是那些最嚴厲的太太，在她們即將臨盆的時候，卻儘可能要找阿林娜·普羅霍羅芙娜（即維爾金斯卡婭太太）來接生，而不去找敝城的另外三名接生婆。甚至縣裡面也常常派人來請她去給地主太太接生——大家竟如此相信她的知識、她帶來的幸運和在緊要關頭表現出的精明幹練。到後來她就只到最有錢的富貴人家去接生了，她愛錢愛到了貪得無厭的程度。由於她充分感到她擁有的力量，到後來她竟養成一種無所顧忌、想幹啥就幹啥的性格。當在最顯赫的人家接生時，說不定她甚至存心嚇唬那些神經衰弱的產婦，說一些聞所未聞的虛無主義的話，置禮貌於不顧，或者最後竟大肆嘲弄「一切神聖的東西」，而且這事正巧發生在求助於「神聖的東西」最有用的時候：敝城的軍醫羅贊諾夫也是一名產科醫生，曾有根有據地證明，有一回，一名產婦在痛苦中大聲喊叫，求助於呼喚無所不能的上帝的名字時，正是阿林娜·普羅霍羅芙娜的一句無所顧忌的話突然像「開槍似的」甩了出來，因而使病人嚇了一大跳，竟促使她十分迅速地擺脫了負擔，把孩子生了下來。但是，儘管阿林娜·普羅霍羅芙娜是個虛無主義者，可是在必要的時候，她非但根本不嫌棄上流社會的習俗，甚至也不厭棄從古代遺留下來的最具迷信色彩的風俗習慣，只要能給她帶來好處就行。比如說，她無論如何不肯放過由她接生的嬰兒的洗禮儀式，而且每次前去總是穿著一件帶曳地長裾的綠色綢裙，把髮髻梳成一綹綹大大小小的髮捲，可是換了任何別的時候，她卻邋邋遢遢，甚至還自我欣賞，頗為得意。雖然在舉行聖禮時，她總是保持著一副「最放肆的模樣」，因而使牧師與其他神職人員感到很狼狽，但是儀式一結束，她卻一定要親自去把香檳酒端出來（她就是為了這個才來，才梳妝打扮的），如果您拿起了酒杯而不給她一點「小費」的話，那您就嘗嘗她的厲害吧。
這次到維爾金斯基家來開會的客人（幾乎全是男人），都帶著一種事出偶然而又萬分緊急的模樣。既沒有冷盤，也沒有紙牌。在糊著極其陳舊的天藍色壁紙的大客廳中央，有兩張桌子拼在一起，桌上鋪著一塊大桌布，不過這桌布並不十分乾淨，桌上則有兩隻茶炊已經燒開了。桌子的一端放著一隻很大的托盤，托盤裡放著二十五隻玻璃杯，還有一隻編筐，盛著普通的法國白麵包，麵包切成很多小片，就像在貴族男子和女子寄宿學校給學生們準備的那樣。斟茶的是一位三十歲的老姑娘，她是女主人的姐姐，眉毛淺得幾乎看不出來，一頭淺色頭髮，平常沉默寡言，心腸狠毒，但是她同意新觀點，而在平常的家居生活中，維爾金斯基非常怕她。屋裡的女士一共三位：女主人、女主人的幾乎看不出眉毛來的姐姐，以及維爾金斯基的親妹妹，一位剛從彼得堡趕來的年輕姑娘維爾金斯卡婭 。阿林娜·普羅霍羅芙娜是位二十七歲的看去頗顯眼的太太，人長得不難看，但有點邋裡邋遢，穿一身透著有點淡綠色的家常穿的毛料連衣裙，她坐著，目光大膽地來回掃視著客人，似乎想用她那目光急著說明：「瞧，我根本不怕，什麼也不怕。」至於那位新來的年輕姑娘維爾金斯卡婭，長得也不難看，是個大學生和虛無主義者，胖胖的，很結實，像個小皮球，紅彤彤的臉蛋，矮矮的個子，她坐在阿林娜·普羅霍羅芙娜身旁，還幾乎穿著自己的旅行裝，手裡拿著一捲紙，正在用她那迫不及待的、跳動著的眼睛打量著客人。至於維爾金斯基本人，他今天晚上感到有點不舒服，可是他還是出來坐在茶桌旁的圈椅里。所有的客人也都坐著，這樣正兒八經地圍著桌子坐在椅子上，使人預感到就要開會了。顯然，大家都在等候什麼，而在等候中，大家也大聲談話，但是談的又都好像是些不相干的話。當斯塔夫羅金和韋爾霍文斯基進屋的時候，一切驀地鴉雀無聲。
但是為了把事情交代清楚，我還要冒昧地多說兩句。
我想，這些先生前去開會的時候，的確都在愉快地希望能夠聽到某些特別有意思的事，而且他們前來開會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他們都是我們這座古城裡紅得發紫的自由主義之花，而且都是經維爾金斯基精心挑選，來參加這次「會議」的。我還要指出，他們中間的某些人（不過為數不多）從前根本就沒有來拜訪過他。當然，大多數人並不清楚為什麼要提前通知他們前來開會。不錯，他們當時都把彼得·斯捷潘諾維奇當成從國外派來的擁有全權的密使；這想法不知怎麼立刻就扎了根，自然，也使他們感到很得意。然而，在這些以慶祝命名日為名前來開會的一小撮公民中，已經有某些人接到了一些明確的建議。彼得·韋爾霍文斯基已經在敝城拼湊了一個「五人小組」，就像他過去在莫斯科，如今查明又在敝縣的軍官們中間已經建立起來的那些「五人小組」一樣。據說，他在X省也有一個這樣的小組。這五個挑選出來的人現在就跟大家坐在一起，而且非常自然地裝出一副最普通不過的平常人模樣，因此誰也認不出他們。他們是（因為現在這已經不是秘密了）：首先是利普京，然後是維爾金斯基本人，長耳朵的希加廖夫——他是維爾金斯卡婭太太的兄弟，接著是利亞姆申，最後是某個名叫托爾卡琴科的人——這是個很怪的人，年約四十上下，以對平民百姓很有研究而著名，不過他研究的主要是騙子手和強盜，他經常故意出入各種小酒館（不過，不僅是為了研究平民百姓），在我們中間炫耀他的破衣服、油氈靴、微微眯起的眼睛、別有城府的怪模樣，以及故意渲染的民間俚語。還在過去，曾有一兩次，利亞姆申帶他到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那兒去參加晚會，不過他在那裡並沒有給人留下特別的印象。他時不時到城裡來，主要是當他丟了飯碗的時候，他在鐵路上工作。這五名活動分子便組成他們的第一個小集團，他們滿心歡喜地相信，他們這個小集團不過是遍布俄羅斯像他們這樣千千萬萬個五人小組中的一個，他們全都隸屬於一個龐大而又秘密的中央機構，而這中央機構也同樣與歐洲的全球革命運動有機地保持著聯繫。但是，遺憾的是，我必須承認，即使在當時，他們之間也開始暴露出了不和。問題在於，雖然早從春天開始，他們就在等候彼得·韋爾霍文斯基，他即將光臨敝地，先是由托爾卡琴科，後來又由先期到達的希加廖夫通知了他們；他們雖然等候他會帶來非凡的奇蹟，雖然他一聲號令，他們就絲毫不加批判地立刻加入了小組，但是五人小組剛剛成立，大家又立刻抱怨，之所以如此，我認為，無非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同意得太快了。不用說，他們之所以參加乃是出於一種寬厚的羞恥感，以免日後有人說他們不敢參加；照道理，彼得·韋爾霍文斯基應該珍惜他們這種高尚的獻身行為，起碼也府該告訴他們一件最主要的不尋常的事以資嘉獎。但是韋爾霍文斯基根本不想滿足他們合理的好奇心，一句多餘的話也不肯說；總之，他對他們的態度很嚴厲，非常嚴厲，而且形諸於色，甚至大大咧咧，漫不經心。這使他們非常惱火，小組成員希加廖夫已經在攛掇其他人「要求他作工作報告」，不過當然不是現在，不是在有這麼多局外人的維爾金斯基家。
關於局外人云雲，我倒有個想法：這天晚上，上述第一個五人小組的諸成員很可能懷疑，在維爾金斯基的眾多客人中可能還有他們所不知道的在城裡建立起來的其他小組的成員，他們也同樣隸屬於這一秘密組織，而且也是由韋爾霍文斯基建立起來的，因而到末了所有在座的人都互相猜疑，相互之間擺出各種姿態，這就賦予這整個集會以一種極其混亂，甚至多少有點浪漫主義的味道。不過這裡也有幾個人毫無可疑之處。比如有一名現役少校，是維爾金斯基的近親，是個完全不相干的人，人家根本沒有邀請他，可是他卻自動前來祝賀命名日，因而無論如何沒辦法不接待他。但是我們這位壽星卻泰然處之，因為這位少校是「無論如何不會去告密」的；還因為這少校儘管奇蠢無比，可是他一輩子都愛在有極端自由主義者出沒的地方上躥下跳；他本人並不贊同他們的觀點，但非常愛聽他們的高談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