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甄
《群魔》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品之一，最初發表於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的《俄國導報》。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作家一改以往的「人性與道德倫理」的主題，直接將「人性」與「社會」或「社會運動」聯繫起來，進而對俄國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作出獨特的評判。因此，《群魔》這部小說因其帶有強烈的論戰色彩而被稱為「政治小說」。
一八四九年四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組」的其他成員一起被捕。作為主要案犯之一，作家因其散發傳單和在集會上朗讀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信，反對宗教、政府等罪名被判處死刑，後又改判為苦役和流放。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使得作家的身心遭受到嚴重摧殘，在精神和肉體上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創傷。在流放期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觀發生了深刻變化。「我被控企圖（僅限於此）反對政府；我罪有應得，長期沉重而痛苦的經驗使我清醒並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的思想。可是我當時是盲從的，相信了理論和空想。」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作家重新審視和肯定了基督的理想。他在一八五四年的一封信中指出：基督是最完美的形象，如果真理與基督不能統一，他將選擇基督而不惜拋棄真理。從宗教理想和東正教觀念出發，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對農奴制改革以後迅猛發展的俄國資本主義，表現出深切的憎惡和恐懼。作家堅持認為，日益興起的解放運動並不能使俄國擺脫資本主義奴役。因為，解放運動是非俄國所固有的、從西歐人為地搬來的東西，無神論和社會主義旨在「僅僅根據科學和理性的原則」來建立一個「沒有上帝」的「理想社會」。這一主張同篤信宗教、天性溫順的俄羅斯民族是格格不入的。有鑒於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社會歷史觀：俄羅斯民族應該選擇一條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如果貴族階層能夠接受民眾的道德標準和宗教觀念，這兩個對立的社會力量便能和睦相處，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便能迎刃而解，從而使俄國社會通過改造獲得新生。
一八六九年莫斯科發生了「涅恰耶夫案件」。從一八七〇年年初開始，俄國及國外報刊大量刊載有關這一案件的詳細經過。涅恰耶夫案遂成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長篇小說《群魔》的契機。
涅恰耶夫是彼得堡大學的旁聽生，曾積极參加一八六九年春季的學潮，後逃往國外，結識了巴枯寧，並逐步掌握了無政府主義的陰謀策略。一八六九年九月，涅恰耶夫隨身攜帶由巴枯寧簽署的「世界革命同盟俄國分部」的委託書回到莫斯科，計畫建立反政府的秘密組織。在莫斯科，涅恰耶夫秘密建立了幾個「五人小組」，並由它們組成「人民懲治會」。「五人小組」成員主要來自莫斯科彼得農學院。時隔不久，「人民懲治會」成員伊萬諾夫拒絕服從涅恰耶夫，同時提出脫離這個秘密團體。一八六九年十一月，涅恰耶夫採取惡意誹謗、欺騙和恐嚇等卑劣手段，脅迫「人民懲治會」成員在莫斯科近郊暗殺了伊萬諾夫，其理由是後者可能向當局告密以出賣組織。警方發現了伊萬諾夫的屍體，通過刑事偵察，搜捕了大部分秘密組織的成員，而涅恰耶夫則逃往國外。至此，「人民懲治會」徹底解體。
當時旅居德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涅恰耶夫案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並以此為素材，構思完成了著名的長篇小說《群魔》。《群魔》的構思與創作反映了作家基於世界觀的必然選擇，同時也體現其對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的價值判斷。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者」脫離人民，不理解人民需要，與人民之間不存在任何共同語言；他們鼓吹唯物主義只是強調物質利益，擯棄了人的個性和道德。作家竭力否定「社會主義者」的無神論和暴力革命，認為這類觀念和行為擯棄基督，企圖「以劍和血來達到聯合」，迫使人類相互殘殺，趨於毀滅。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反對社會革命的同時，卻熱烈追求一個和諧美好的理想社會。作家認為，整個西歐社會到處瀰漫著敵對情緒，已經不可能組成一個和諧整體。與之相比，俄羅斯民族還保持著善良的「本源」，所以在俄國存在建立理想社會的可能。這一「本源」，即篤信基督，崇尚愛與寬恕的宗教感情和順從謙卑的精神。作家甚至認為，信仰東正教的俄羅斯民族是「人類美的理想」，基督精神必須依靠俄羅斯民族發揚光大，「世界將通過俄羅斯思想獲得偉大的復甦」。
正是基於上述的社會歷史觀和基督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揭示了第一個主題：反虛無主義。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作家以涅恰耶夫為原型，塑造了彼得·韋爾霍文斯基這一形象，通過其領導秘密組織進行恐嚇、訛詐、縱火、暗殺等恐怖活動及其本人道德淪喪、野心勃勃、挑撥離間、恬不知恥等個人品質，作家對社會解放運動從根本上予以否定和批判，主張俄國必須擺脫革命思想的影響，從基督教中尋找出路。必須指出，《群魔》一方面由於陀思妥耶夫斯基世界觀的局限，顯示出其反歷史的特質；另一方面，它通過對「俄羅斯思想」的溯源，對自由主義的空想、上流社會和行政當局的腐敗無能的批判，對俄國革命運動負面的揭露以及對一系列社會問題——諸如六七十年代革命運動與四十年代的關係、社會主義與無神論之間的關係、革命暴力的道德論等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
《群魔》的英譯者戴維·馬加沙克認為：「如果認真對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觀點，那未免是荒唐的；但若由此忽略他那些才思橫溢的篇章，忽略他令人驚嘆的對人的洞察力，以及他對人的性格中那些對於人的思想行為有深刻影響的方面所作的毀滅性批判，那同樣是荒唐的。」作為「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與在他的其他力作中所表現的一樣，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樣對人性——人的靈魂及其外在表現進行嚴厲的審判。與其他小說中所揭示的「人性與道德倫理」關係不同的是，作家在《群魔》中更加突出了「人性與社會或社會發展」的必然聯繫，以及前者對後者毀滅性影響。作家同樣基於其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和基督教信仰展開了《群魔》的第二個主題：反社會、反人性和反宗教的個性對社會的挑戰及其毀滅。須指出，作為思想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過顯示這部長篇小說深刻的哲理內涵，表現出他在「人的靈魂」探索和「社會理想」的探求等方面所進行的不懈努力。
長篇小說《群魔》的第二個主題直接來自於作家對主人公尼古拉·弗謝沃洛多維奇·斯塔夫羅金及其他主要人物的精神成長的追溯和思想構成的剖析，作家通過系列「對話」場面，逐步建構一部多聲部的敘事篇章。
《群魔》的創作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選取，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八七〇年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我寫過的書中，唯獨這一部特別令我感到棘手……可是後來我卻被真正的熱情攫住了，突然喜歡上了這部作品……今年夏天又發生了一次轉折：出現了一個至關重要的新人物，大有要當真正主角之勢；原先的主角（一個極其有趣的角色，但還稱不上是主角）反倒退到背景里去了。在這位新主角的鼓舞下，我已經動筆把全書從頭到尾重寫了一遍……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只是在表面上重要，這篇小說真正寫的並不是他；不過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跟全書主要情節關係太密切，所以我不得不拿他作全書的主線。」至此，作家重新確立主人公，肯定了斯塔夫羅金的主導地位，藉以揭示其獨特的人格精神的成長過程及其反社會、反人性、反宗教的實質，以及這一人格精神之於社會或社會運動的毀滅性，展現主人公基於自我意志選擇的必然毀滅的邏輯。與此同時，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的形象則是作為斯塔夫羅金性格淵源的詮釋出現的，而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諾維奇則作為特定時期斯塔夫羅金的思想軌跡，發揮了主人公人格精神的「補白」作用。從這一意義上說，以斯塔夫羅金為軸心的，由斯捷潘·特羅菲莫維奇、沙托夫、基里洛夫和彼得·斯捷潘諾維奇一系列形象組成的形象群則是《群魔》真正意義上的主人公形象。
表面看來，斯塔夫羅金是一個最為陰險、最為神秘的人物。他內心空虛、矛盾，沒有任何道德原則，同時他脫離民眾和民族精神，蔑視人類和社會，冷酷而富於理性。他在內在精神上充斥著兩種互相對立的理念，卻不認同任何一種。「我依然像素來那樣：可以希望做好事，並由此感到高興；與此同時，我也可以希望做壞事，也照樣感到高興。但是這兩種感情像過去一樣永遠淺薄得很，從來不十分強烈。我的願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動。」蔑視和擯棄情感——本能的價值取向，必然將主人公推向「意志崇拜」或「意志迷信」，由此，斯塔夫羅金踏上了伴隨著靈魂受煎的「苦難的歷程」。在這一歷程中，主人公面臨的是對整個主流社會的挑戰——「加甘諾夫事件」和「省長事件」，而這些挑戰中則又包括些許妥協。而使得主人公精神逐步走向崩潰的與其說是對整個社會的反擊，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