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合意
Ⅰ
我們因為受了遺傳的偏見，不健全的教育和虛偽的訓練等等的影響，所以除卻政府、立法、行政之外，我們什麼都看不見，因此便有人相信要是一旦沒有了警察，我們人類恐怕會象野獸一樣地互相吞食起來；倘使在革命的時期中強權被推翻了，世界便要陷於絕對的混亂狀態之中。其實現在許多的人類集團，並沒有受過何種法律的干涉，卻自由地自己組織起來，還要比較那些在政府監督之下的團體得到更優越的結果；這樣的事，卻被我們輕輕地漏過了。
假使你翻開一份報紙，你會看出其中所記載的不外是政府的處理事件和政治的勾當。要是另一個世界中的人讀了它，一定會相信在歐洲除了證券交易所的事情外，沒有主人的命令，什麼事都不能夠做的。反之，關於那些不依官府的命令而自然生長發育的各種制度，卻不見有什麼記載。沒有——差不多完全沒有！即使有標題著「雜訊」一欄（法國報紙常有FaitsDivers一欄），也不過記載著與警察有關係的事件而已。家庭的戲劇和叛逆的行為，倘若使不牽涉到警察，報上也不會有記載的。
三億五千萬的歐洲人①相愛或是互相憎恨，或者靠著他們的收入生活；然而除了文學、戲劇運動以外，他們的生活，如果不受到政府的何種方式的干涉，報紙是不會注意的。便是歷史也是與這相同。如果論到國王的生活和議會所發生的事，我們可以極詳細地知道；政治家的一切好的或壞的演說，即使如某個老議員所說的「便是對於任何一個議員的投票上也不會有影響的」演說，也得以保存至今。國王的駕臨，政治家的脾氣好不好，他們的詼諧和陰謀都被小心地記錄下來留給後人閱覽。然而我們要知道中世紀的都市的狀況，要了解漢撒商業同盟各都市間存在著的巨大的貿易機構，要曉得盧昂城怎樣建築它的大教堂②，這都是異常困難的。要是一個學者費盡他畢生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問題，他的著作是不會被人知道的；然而議會的歷史——這是不完全的東西，因為它只論及社會生活的一方面——卻繼續出版，流傳甚廣，而且又被人用作教材，在學校中教授。
①這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統計。1914年歐洲的人口為四億五千二百萬。據近時調查，已超過五億。——譯者
②參看《互助論》第五第六兩章。漢撒同盟是中世紀保護德意志沿海貿易而結的通商條約。——譯者
這樣，我們甚至不知道那些人民的自發的集團每日成就的巨大工作；其實這樣的工作，便是現世紀的主要的事業。
我們因此要指出幾個最顯著的現象，而且表示出來，人們的利益倘非絕對衝突，他們必能和諧地一致行動，完成性質非常複雜的集體的事業。
顯然的，在我們這個建立在私有財產的基礎上面（即是說建立在掠奪的基礎上面，又是建立在偏狹愚劣的個人主義的基礎上面）的社會中，這種事實並不多見，這是自然的事。現社會中所謂合意常常不是完全自由的，它的目的雖是非可詛咒的，然而常常是可鄙的。
但是我們所關心的，並不在舉出幾個可以隨便盲從的例子（這是現社會所不能供給我們的）。我們想做的事卻是指出：不管強權的個人主義如何壓迫我們，然而在我們的生活（以全體而論）裡面，仍還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僅僅依著自由合意而活動的；而且沒有政府時，事情還要比較平常一般人所想的更要容易。
為著證實我們的見解起見，我們已經舉出鐵道為例，現在我們再迴轉來說到它們。
我們知道在歐洲有十七萬五千公里的鐵道①，在這個鐵道網中要從北到南，從東到西，從馬德里到聖彼得堡，從加來到君士坦丁堡，倘使你搭特別快車旅行，並不要中途換車，就可以到目的地了。而且更有便利的：你把行李交到車站，不管到土耳其也好，中央亞細亞也好，都可以運到你下車的地方交給你，手續也很簡單，不過由旅客自己在一方紙片上寫明下車的地方就行了。
①這也是從前的統計，據1934年統計歐洲鐵道共有三十九萬一千六百公里。——譯者
要得到這個結果，有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要有象拿破崙①或俾斯麥②那樣的英雄出來把歐洲征服了，從巴黎、柏林、或羅馬，畫出鐵道地圖，規定開車的時間。俄皇尼古拉一世便夢想過這樣的權力。當他看見莫斯科與聖彼得堡間的鐵道的圖樣時，他拿起一把界尺在俄國地圖上這兩個都城中間，引了一條直線，一面說：「這就是我的計畫。」這條路線真是依著一條直線建造的，穿過了深的出谷，架起了高的鐵橋；然而過了數年，這個工作便被放棄了，每一英里的鐵路約值十二萬鎊乃至十五萬鎊。
①指拿破崙一世（NapoleonBonaparte，1769—1821）他是1804—1814年間法國的皇帝和征服歐洲的英雄。——譯者
②OttoBismarck（1815—1898），德國政治家，德意志的統一與帝國的建立以他的功勞為最大。——譯者
這是一個方法，但是幸而人們還用了別的方法。鐵道一線一線地被建造起來，各線互相聯絡在一起，而這各線所屬的幾百個不同的公司，關於車到車開，以及從一線通過他線時，貨物不必御下，從各國來的車輛便得通行全線等等事情，漸漸地成立了種種的協定。
這一切都只可以依著自由合意，書信或提案的交換，或者由會議而達到成功的。在這樣會議中各公司的代表聚會來討論某種特別的問題，他們為著求得一個合意而來的，決不是要來製造法律。會議完畢，代表們各回到本公司，他們帶回去的，不是法律，而是契約的草案，至於承認或拒絕，尚待公司來決定。
自然，也有遇到困難的時候。因為世界上還有異常固執的人。然而共同的利益終究能夠使所有的人成為一致。對待那些頑固的人，也沒有請軍隊來威壓的必要。
這樣連結起來大的鐵道網，以及因此生出的可驚的運輸力，實在是十九世紀的最顯著的事迹，而且都是自由合意的結果。在八十年前，倘使有人預言著這樣的事情，我們的祖先一定會以為這是狂人或瘋子。他們一定要說：「你不能夠使一百多個公司的股東都來聽道理！這是烏托邦，這是神話。這樣的事只有一個中央政府和一個鐵腕的獨裁者可以強制地做到。」
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在這個組織裡面並沒有什麼歐洲鐵道的中央政府！沒有！沒有鐵道大臣，沒有獨裁者。甚至連大陸鐵道議會或管理委員會都沒有！萬事皆由自由合意而成。
那些國家主義者常說：「即便是僅僅為著調節交通運輸的事，也不可不有一個中央政府。」我們要問問他們道：那麼，歐洲的鐵道並沒有政府，何以又會處理得很好呢？那幾百萬的旅客和堆積如山的貨物，又怎麼能夠通行全歐洲呢？既然各個鐵道公司都能夠互相合意，那麼，將來佔據鐵道的那些勞動者，又為什麼不能夠互相合意呢？既然聖彼得堡—華沙線和巴黎—柏耳福線的鐵路公司能夠和諧地做事，不必去設一個無用的共同管理機關；那麼，在我們這個自由勞動者的集團所組成的社會之中，為什麼一定需要一個政府呢？
Ⅱ
以全體而論，現在的社會組織是極不合理的；然而甚至在這樣的社會中，只要人們的利益並不正面衝突，那麼雖然沒有強權的干涉，他們也能夠得到合意的——我們要舉出實例來證明這個的時候，我們對於別人會提出來的反對論也是要預先知道的。
我們舉的這些實例，自然都有一些缺點，因為現在實在找不出一個沒有強者掠奪弱者，富者掠奪貧者這類情形的組織。因此那些國家主義者要用他們得意的論理向我們說：「要消滅這種掠奪，國家的干涉便是必要的呵！」
但是，他們卻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原本是國家製造出無產階級來交在掠奪者的手中，這樣對現在的制度有了很大的幫助，他們對這些事一點都不說。事實上要消滅掠奪而讓掠奪的第一原因——私有資本和貧乏（貧乏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國家故意造出來的）——繼續存在，這是否可能，他們也忘記告訴我們。
當我們談到在各鐵道公司中間訂立的協定的時候，我想那些崇拜資產階級國家的人一定會說：「你不看見現在的鐵路公司不是在壓制，虐待僱員和旅客嗎？那麼，為著保護工人和公眾起見，國家便不得不來加以干涉。」
但是我們不是屢屢說過，只要有資本家存在，這種權力的濫用是不會有底止的嗎？各公司今日所有的獨佔權，正是那個自稱為我們的恩人的國家所給與的。國家不是創立了租借權和保證制度嗎！國家不是派兵壓制過罷工的鐵路人員嗎？在最初的誠驗中（最近我們在俄國還可看見這樣的事），國家為著使它所保證的股票不致跌落，不是擴張過那些鐵道巨子的特權甚至禁止報紙揭載鐵道上的事故嗎？國家不是袒護過范德貝爾特、波立亞柯夫、P．L．M．公司、C．p．R．公司、聖哥塔特等等的巨頭——所謂「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