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公
據說大富豪羅斯齊爾德①在1848年法國發生革命的時候，看見他的財產有點危險，便想出了下面的方法：他說：「我完全承認我的財產是靠了別的無數的人幫忙積蓄起來的；可是倘使把我的財產分配給那麼多的歐洲人，每個人也不過得著四個先令。好罷，無論誰要向我討還這四個先令，我隨時都可以拿給他。」
①Rothschild一姓在十九世紀歐洲銀行界中占著極大的勢力，是一個豪富的猶太的家族。這裡指的是JamesdeRothschild（1792—1868），他創辦巴黎銀行。1822年他任奧匈駐巴黎總領事，給路易·腓力普的政府幫過大忙。——譯者
這個大富豪把話說了以後，他仍舊逍遙自在地在弗蘭克福的大街上散步。偶爾有三四個過路的人向他要他們的四先令，他冷笑地把錢給了他們。他的計策果然成功了。羅斯齊爾德一家至今仍舊保持著他們的財產。
那些狡猾的資產階級也是這樣想法，他們說：「呵！充公！我也曉得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把所有的大衣堆在一處讓各人自由取用，並且把那些最好的搶去就是了。」
這種取笑的話其實並沒有根據，並且也是錯誤的。我們所希望的並不是把大衣拿來這樣地分配，雖然我們也可以說就是這樣的辦法，對於那些凍著的人也有一點好處。我們並不想把羅斯齊爾德的財產拿來這樣地分配。我們預備做的是把社會上一切事物安排得十分合宜，使得這世界中的每個人都有學到一種有用的職業，而且還能夠熟習這種職業的機會，其次是應該讓他自由地做事，不必要得到什麼主人的允許，也不必把他的生產的大部分送給地主和資本家。至於羅斯齊爾德或范德貝爾特①諸人的財產，只合供我們組織這種共同生產制度的需用罷了。
①范德貝爾特一家（Vanderbilts）是美國的富豪。父親elius（1794—1877）是一個著名的財政家。長孫elius（1843—1899）又是一個有名的企業家，曾任幾個鐵路公司的總經理。——譯者
在將來農人耕田不必再拿他的出產品的一半獻給地主的時候，在那改良土地使收穫豐饒的機器可以由耕田人自由使用的時候，在工場內工人不再為獨佔者利用，而得儘力為社會製造物品的時候，——那時我們可以看見勞動者有充足的衣服穿了，有充足的飲食吃了；而羅斯齊爾德和其他的掠奪者卻早已不存在了。
在那個時候，也沒有人為著那點少得只值他的生產的小部分的工錢而出賣他的勞力了。
反對我們的主張的人會說：「這固然很好，然而羅斯齊爾德這類人也可以從外國跑進來的。譬如一個人在中國積了億萬的財富，然後跑到你們中間來，你們又有什麼法子阻止他呢？你們又有什麼方法可以阻止他僱用僕人和工錢勞動者——不許他掠奪他們，利用他們的勞力來發財呢？
「你們不能使全世界同時發生革命。那麼，你們不是要在邊境上設立稅關，檢查一切行人，並且沒收他身邊所帶的金錢么？——無政府主義的警察向著旅客放槍——這真是奇觀呢！」
這種議論根本就有一個大錯誤。發這種議論的人完全沒有考究過有錢人的財產是從什麼地方來的。要是他們稍為想一下，他們便可以知道這些財產是從貧民的窮苦中來的。沒有窮人的地方，也就沒有掠奪窮人以自肥的富翁。
我們看看中世紀，那是大富豪勃興的時期。
一個封建的領主佔領了一塊肥沃的土地。然而這塊土地上沒有居民的時候，這個領主仍還不是富有的。他的土地對於他並沒有什麼貢獻；好象他有著月球里的一個地方一樣。
我們這個領主怎樣去發財呢？他去尋找農夫——尋找那些貧窮的農夫！
假若每一個農夫都有一塊土地，不必繳納什麼租稅，並且還有耕種上所必需的器具和資本，那麼，誰肯去耕種領主的土地呢？各人都去照顧他自己的去了。然而世界上卻還有許多貧窮的人。他們是受了戰爭，洪水和瘟疫的摧殘以後才變成貧困的。他們沒有耕田的馬，也沒有鋤頭（在中世紀鐵價異常昂貴，而馱馬更值價）。
那些貧民無日不想努力改善他們的情形。不用說有一天他們在路上，在領主的地方看見了一塊牌子，用他們所能夠了解的符號寫著：那些願意在這境內居住的勞動者，可以得到器具和材料來建造房屋，耕種田地，並且一部分的土地在一定的年限以內，得免納租稅。這年限是用許許多多的十字元號來表示的，那些農夫能夠了解這些十字的意思。
這樣，那許多貧民便來到領主的土地上住下來。他們修道路，排沼澤，建村落。過了九年或十年，領主便開始向他們徵稅了。再過了五年，他又要增加他們的租稅了。隨後領主又把地租增加到兩倍，那些農夫只有服從，因為到處都是一樣，他們不能夠在外面找到較好的地方。後來領主們又製造出了法律，靠著這法律的力量，農夫們的貧困就漸漸地變成了領主們的財源。掠奪農民的不僅是領主，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掠奪者也跑到鄉村裡來了。農夫的困苦增加一倍，他們的數目也增加一倍。
這便是中世紀內富豪勃興的情形。我們再看現在的情形還不是和從前一樣么？假使農夫們都有著可以自由耕種不納租稅的土地，那麼，誰還願意出五十鎊的金錢去哀求「大人老爺們」賞給一小塊土地呢？那地租差不多佔了他的出產的三分之一，他們還肯擔負么？難道他們還願意實行那「折半制度」把他的收穫的一半獻給地主么？
然而他們自己什麼東西都沒有。所以只要他們能夠靠著耕種土地肥飽地主來維持自己的貧窮的生活，那麼，無論何種條件，他們都肯承認。
目前的情形也恰和中世紀的情形一樣，農夫的貧困便是土地所有主的財富的泉源。
Ⅱ
地主的財富是從農夫的貧困得來的，資本家的財富也何嘗不是從這同樣的財源得來！
例如一個中產階級的市民，他有二萬鎊的財產。自然他每年可以用去二千鎊，在目前這樣奢侈的社會裡這簡直是一筆很小很小的數目。然而到了第十年年尾他便一錢莫名了。所以他如果是一個注重實際利益的人，他便把他的財產放著不用，另外去找一點小小的常年進款。
這在現社會中是很容易的事，因為城裡或村裡，都住滿了那些連一個月甚或兩星期中間的生活都不能夠維持的勞動者。這位先生便開辦了一所工廠。倘使他在外面有一種「能幹」的聲譽，那麼銀行又會另外借二萬鎊給他；他有了這四萬鎊，便可以僱用二百五十個工人了①。
①四萬鎊，法文本作五十萬法郎；二百五十個工人，法文本作五百個。——譯者
倘使這附近的人的每日生活都不成問題，既不必憂慮麵包缺乏，而日常必需的物品也頗充足，那麼，誰還願意把他的每日可以出產值一克郎（法文本作五、六法郎）以上的物品的時間，用來替資本家作工，去換取每日半個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的工錢呢？
不幸——我們知道得很清楚——我們都市的貧民窟中和附近的各村鎮內都住滿了極可憐的貧民；他們的小孩終日叫喊著要吃麵包。所以在工廠還未設備完善的時候，他們便連忙去報名了。一個只要僱用一百人的地方，至少也有三百人圍在工廠的門前。要是廠主有普通的辦事才幹，在他的機械動轉以後，一年中間他便可以從他所僱用的每個工人身上獲得四千鎊的凈利。
這樣，他便可以積起小小的財產了，要是他選擇了一種更有利的事業，並且自己又有辦事的才幹，他便可以把他所掠奪的人的數目增加一倍，同時他的收入也會增加一倍的。
於是他便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他便可以請其他的重要人物——地方上的巨頭以及府廳、官衙、警察局的官僚先生們來赴他的宴會。他用他所有的金錢，又可以「和別人的金錢結婚」，騙進更多的金錢來，漸漸地他又可以為他的兒孫取得有利的地位。後來他又得著政府的保護和特許，不過政府要他出點錢供給軍隊或警察；他的金錢又生出更多的金錢來；後來發生戰爭，甚或戰爭的謠言，或者從事證券交易所的投機事業，這些都是他搶錢的大機會。
美國大財產的十分之九都是那種得著國家幫助的大規模的欺騙的結果（如亨利·喬治①在他的社會問題一書中所說的）。在歐洲各國（無論是君主國，或民主國）中的財產的十分之九，也是由這同樣的原因生出來的。要成一個大富豪，並沒有兩條路可走。
①HenryGee（1839—1890），美國經濟學家和新聞記者。「土地單一稅」運動在美國的主倡者，反對土地私有制度最力，他的最有名的著作是《進步與貧困》（Pro－gressandPoverty，1879）。——譯者
致富的秘訣是這樣：去找飢餓窮苦的人，每天給他們半克郎（法文本作三法郎），叫他們做出值五先令（法文本作十法郎）的物品；用這種方法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