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的第二個星期，即他們死別之前大約一個月，珀森一家飛越大洋，前往歐洲小住幾日：阿爾曼達要去比利時的一家醫院看望她瀕死的母親（這位孝女來得太遲了），休則是遵公司之命，要去拜訪R先生和另一位也住在瑞士的美國作家。
一輛計程車開到韋爾塞斯北面R先生又大又老又丑的鄉間別墅前面，休下車時，雨下得很大。他沿著一條礫石小路往上走，兩旁都有冒泡的雨水形成的小溪流。他發現前門半開著，他在門口地墊上跺腳擦鞋底時，看到朱莉婭·穆爾背沖著他站在門廳里的電話桌旁，心裡覺得既搞笑又驚奇。此時她又和過去一樣，頭髮做成發梢向內拳曲的齊肩髮型，穿著和過去一樣的橙色上衣。他剛擦完鞋底，她放下電話聽筒，立即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姑娘。
「對不起，讓你久等了，」她說道，一雙笑眯眯的眼睛緊緊盯著他。「塔姆沃思正在摩洛哥度假，我是來替他的。」
休·珀森走進書齋，房間里配有很舒服的傢具，但顯然是老式的，光線嚴重不足。一排排的百科全書、辭典、各種指南，還有作者保存的自己的書的各種版本和譯本。他在一張低背安樂椅上坐下來，從公事包里取出一份待討論的問題清單。兩個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改變《多種喻義》打字稿中讀者一看就知道所指是誰的某些人物？這個在商業上肯定行不通的書名該怎麼處理？
俄頃，R先生進來了。他已經三四天沒有刮鬍子了，身穿可笑的藍色工作服，他覺得這樣便於他把各種寫作使用的工具帶在身上，如鉛筆、圓珠筆、三副眼鏡、卡片、大夾子、橡皮圈，還有——不讓人看見的——匕首；幾句客套話之後，他拿出對準我們這位珀森。
「我只能再重複一遍，」他說道，癱坐在休讓出來的一把扶手椅里，示意他坐對面的另一把相同椅子，「我已經說過不止一次，而是多次了：你可以改變一隻貓，但是你不能改變我筆下的人物。至於書名，它可是『隱喻』這個詞的極為體面的同義詞，再野的駿馬群也無法把它從我身子底下拉走。我的醫生讓塔姆沃思把我的酒窖鎖上，他照辦了，還把鑰匙藏起來，鎖匠在星期一之前無法複製一把。你知道，我這個人太高傲，不肯將就買村裡的廉價酒，這樣我能拿出來請你的——你提前搖頭，你做得很對，孩子——就只有一罐杏汁了。現在請允許我對你談談有關書名和誹謗的問題。你可知道，你給我的那封信把我的臉都氣黑了。我被指責輕視次要人物，可是我的次要人物是碰不得的，如果你允許我用一個雙關語的話。」
他接著解釋說，如果你的真正的藝術家選擇了以一個活人為基礎寫出一個人物，那麼任何意在偽裝那個人物的重寫就等於毀壞了那鮮活的原型，你知道，這就像用一根針刺穿一個小泥娃，隔壁的小姑娘立馬死掉一樣。如果作品是唯美的，如果作品中不但有水，而且有酒，那麼它在某種意義上是無懈可擊的，而在另一種意義上則是不堪一擊的。說它不堪一擊是因為，當膽小的編輯讓藝術家從「苗條」變「肥胖」或者從「棕色」變「金黃」時，他既損毀了形象和容納形象的神龕，也損毀了神龕周圍的整座教堂。說它無懈可擊是因為，無論你如何大刀闊斧地改變形象，憑著留在故事結構中的傷痕的形狀，其原型仍然可以辨認出來。而除了這一切之外，他被指控把他們作為描繪對象的那些人根本無所謂，他們不會主動出來對號入座，表示憤怒。實際上，正如法國人所說的，他們在文學沙龍里聽到旁人的議論，會採取心照不宣的態度，而且頗為得意。
書名——《多種喻義》——的問題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情。讀者沒有意識到書名有兩類。有一類是書寫出來之後，由笨蛋作者或聰明出版商擬就的。那隻不過是粘貼上去的一個標籤，再用拳頭的側面撫平。最差的暢銷書書名，大多屬於這一類。但是還有另外一類：書名就像一個水印，全書自始至終都能看得出來，它是與書同時誕生的，是作者在成年累月一頁一頁的寫作積累過程中早已習慣了的，與全書的每一個部分和整體形成了血肉不可分的關係。不，R先生絕不可能放棄《多種喻義》這個書名。
休斗膽提出，為發音方便，可以用「l」代替三個「t」中的第二個 。
「純屬無知，」R先生叫喊起來。
他那位小個子漂亮秘書腳步輕捷地走進來，提醒他不能激動，不能太累。那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吃力地站起來，顫顫巍巍，齜牙咧嘴，伸出一隻毛茸茸的大手。
「就這樣吧，」休說道，「我回去一定告訴菲爾，對於他提出的兩個問題，你的立場是多麼堅定。再見吧，先生，下個星期你就能收到封面設計的樣張。」
「再見，再見，」R先生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