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自己用俄語寫的小說、特別是其中最好的一部（最近以英語出版，書名《天賦》）中已經充分地說到了流亡生活的憂傷和輝煌；但是在這裡很快地扼要重述一下可能會提供一些便利。除了極少的幾個例外，一切思想自由的具有創造力的人——詩人、小說家、評論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等——都離開了俄國。那些沒有離開的人不是在那裡凋零了，就是服從國家的政治要求而玷污了自己的才能。沙皇們從來沒有能夠做到的，即按照政府的意志對思想進行徹底的控制，這個國家在知識分子的主要隊伍逃往國外或被消滅之後立刻就做到了。幸運的移居國外的這群人現在能夠這樣安然無恙地從事自己的事業，以至於，事實上他們有時自問，他們這種享受著絕對的思想自由的感覺，會不會是因為他們在一個絕對的真空中工作的緣故。的確，在流亡者中有著足夠的好的讀者，有理由使俄語的書籍雜誌得以在柏林、巴黎及其他城市以相對較大的規模出版；但是既然這些作品都不能在蘇聯境內發行銷售，整個事情就具有了某種脆弱的不真實的氣氛。書種的數量比任何一個作品銷售的數量要大，出版公司的名字——獵戶座、宇宙、理性等等——有著出版占星學或性生活常識的作品的公司所具有的狂熱的、不牢靠的、而且有點不合法的外表。然而平靜地回顧起來，單從藝術和學術標準來衡量，流亡作家在真空中創作的作品在今天看來，無論具體的書有著什麼缺點，似乎要比在同樣的年代中出現的、由一個父親般的國家提供墨水、煙斗和套頭衫的年輕的蘇維埃作家們所寫的那些毫無獨創性的、少有的褊狹和陳腐的政治意識流的作品都更持久、更適合人類的消費。
《舵手》日報的編輯（也是我最早的一些作品的出版者）約瑟夫·弗拉基米洛維奇·黑森極其寬容地允許我用自己不成熟的詩作填補他的詩歌欄。柏林的憂傷的黃昏，街角開花的栗子樹，輕浮，貧困，愛情，微帶橘黃色的商店中過早點亮的燈光，以及對仍然新鮮的濃烈的俄羅斯氣味的肉體上的痛苦渴望——所有這一切都放進韻律之中，抄寫出來，送到了編輯的辦公室，在那兒，眼睛近視的黑森會拿著這首新的詩作貼到臉前，在這個短暫的、多少是觸覺的認知行為後把它放在辦公桌上。到一九二八年的時候，我的小說的德文譯本開始帶來一些收入，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你和我到比利牛斯山去捕蝶。但是只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末我們才永遠地離開了柏林，儘管早在那之前，我經常到巴黎去為公眾朗誦我的作品。
和流亡生活的流動性和戲劇性相一致的、具有相當特點的一面，是那些在私人家中或租用的大廳里進行的文學朗誦會的反常的頻繁。各種類型的表演者非常清晰地在我腦子裡進行著的木偶戲中呈現出來。有那個眼睛像寶石的人老珠黃的女演員，她把一團緊捏著的手絹在火熱的嘴上壓了片刻後，開始將某段著名的詩篇置於她緩慢清澈的聲音的半剖析半愛撫的作用之下，以喚起對莫斯科藝術劇院的懷舊的共鳴。有那個無可救藥的二流作家，他的聲音艱難地在韻律散文的迷霧中跋涉，他把讀完的每一頁塞在還沒有讀的紙頁下面，這樣他的手稿在整個朗誦期間都保持著可怕而又可憐的厚度，他在這樣做的時候，你都能夠看見他可憐的、笨拙的，但是小心翼翼的手指的緊張的顫抖。有那個年輕詩人，他的嫉妒的兄弟們不禁在他身上看到令人不安的一絲天才的影子，和臭鼬的條紋一樣引人注目；他挺直地站在台上，臉色蒼白，目光獃滯，手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將他維繫在這個世界上，他會把頭一仰，用令人很不愉快的起伏的聲音吟誦他的詩歌，在結尾處突然停下，砰地關上了最後一行詩的大門，等待著掌聲填滿那一片靜寂。有那個上年紀的親愛的老師，將他讀了無數遍的絕妙故事的一個又一個精彩部分娓娓道來，而且總是以同樣的態度，一臉挑剔厭惡的表情，和他的文集的扉頁上那張相片中他高貴的布滿皺紋的臉上的表情一樣。
我覺得，一個超脫的觀察者要取笑這些幾乎無法觸摸到的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們在外國的城市裡模仿一個死亡了的文明，模仿一九〇〇至一九一六年（即使在那時，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它們聽起來就像是公元前一九一六至公元前一九〇〇年）之間的聖彼得堡和莫斯科那遙遠的、幾乎是傳奇式的、幾乎是蘇美爾 式的幻景。但是，至少他們和從俄羅斯文學存在之時起的大多數俄國重要作家一樣是叛逆者，流亡作家們忠實於他們的正義和自由感所渴望的這種反叛狀態，和當年在沙皇壓迫之下的渴望同樣強烈，他們認為受到過分照顧的蘇聯作家的行為、這些作家對政府的每一個法令的每一層含義的奴性十足的反應是極端非俄羅斯式的和為人類所不齒的；因為奴顏婢膝的藝術在那裡正和政治警察的日益增強的效率嚴格地成正比發展，成功的蘇聯作家是那個靈敏的耳朵早在官方建議尚未被大吹大擂之前就捕捉住了有關它的竊竊私語的人。
由於他們的作品在國外發行量很小，即使是老一輩的、名聲在革命前的俄國已經鞏固確立了的流亡作家，也不能指望自己能夠靠作品生活。為一家流亡報紙每周寫一篇專欄向來不夠讓人吃飽肚子再寫文章。偶爾，作品被翻譯成其他語言會帶來意外的一筆錢；不過，除此之外，各種流亡組織的資助、公開朗誦的收入和極為慷慨的私人慈善贈與使得上年紀的作家能夠繼續生存下去。年紀輕一些的、不那麼有名但卻更能適應環境的作家靠從事各種職業獲得偶爾的補貼。我記得我教過英語和網球。我耐心地挫敗了柏林商人頑固地把「business」說成和「dizziness」押韻的習慣；我像一個靈巧的機器人，在漫長的夏日緩慢移動著的雲朵下面，在覆蓋著塵土的網球場上，把一個又一個球餵給網那邊他們曬得黑黑的、剪著短髮的女兒們。我從我的俄語版《愛麗絲漫遊奇境記》掙了五美元（在德國通貨膨脹期間是相當的一筆錢了）。我幫助編纂了一本外國人學俄語的語法書，裡面的第一個練習是以Madam， ya doktor， vot banan（夫人，我是醫生，這是香蕉）開始的。最棒的是，我曾為一家流亡者的日報、柏林的《舵手》編製最早的俄語縱橫填字謎，我給它取名叫krestoslovitsï。我發現，回憶那段不正常的生活給我一種古怪的感覺。寫書籍護封上簡介的人深愛的是一個年輕作家（寫關於生活和思想的——這當然比僅僅是「藝術」要重要得多了）干過的一系列多少帶點現實性的工作：報童、賣冷飲的、修士、摔跤手、鍊鋼廠工頭、公共汽車司機，等等。唉，這些職業里沒有一個是我干過的。
我對好作品的熱情使我和國外的各色俄國作家有著密切的聯繫。那時我年輕，對文學的興趣比現在要強烈得多。當時流行的散文和詩歌，璀璨的行星和黯淡的星系一夜又一夜地從我頂樓的窗前飄過。有年齡和才能各不相同的獨立作家，有作家的小團體和派系，裡面一些年輕的或者年少的作家，有的很有天分，聚集在一位賣弄哲學大道理的評論家周圍。這裡面最為重要的人是超常的智能和平庸的道德的結合體，對現代俄羅斯詩歌具有一種不尋常的有把握的鑒賞力，而對俄羅斯經典作品的知識卻是支離破碎的。他的小團體認為，僅僅是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否定和具有西方民主的一般理想都不足以建立起一種流亡文學能夠依靠的哲學。他們就像被囚禁的癮君子渴望得到他寵愛的天堂一樣渴望有自己的教義。他們可憐巴巴地羨慕俄國的神秘主義如此明顯缺乏的，而巴黎的羅馬天主教團體具有的成熟的深奧。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蒙蒙細霧無法和新托馬斯 主義思想相抗衡；但是難道就沒有其他的途徑了嗎？他們發現，對一種信仰體系的渴望，在某種被接受的宗教的邊緣上的不斷搖擺，產生了一種本身特有的滿足。只是在很久以後，在四十年代，這些作家中的某些人才終於發現了一個明確無誤的、可以用多少有些屈從的姿態滑下來的斜面。這個斜面就是熱烈的國家主義，它可以稱一個國家（此處是斯大林的俄國）是好的、可愛的，僅僅因為它的軍隊打勝了一場戰爭。然而在三十年代早期，國家主義的這面峭壁只是被隱隱地意識到，這些神秘主義的傳播者仍然在安享那不穩定的懸置狀態造成的激動之中。他們對待文學的態度是奇怪的保守；對於他們來說，首要的是拯救靈魂，其次是相互吹捧，最後才是藝術。今天回頭一看，你會注意到這個令人驚奇的事實，這些在國外的自由的純文學作家們在模仿國內的被束縛的思想，他們認定，作為一個團體或時代的代表要比做一個個體的作家更為重要。
弗拉季斯拉夫·霍達塞維奇在二十和三十年代總是抱怨，說年輕的流亡詩人借用了他的藝術形式，卻又在流行的angoisse 靈魂重塑上追隨一些主要的派系。我對這個牢騷滿腹的人逐漸產生了強烈的好感，他是由冷嘲熱諷和金屬般的天才鑄就的，他的詩歌和邱特切夫或勃洛克的詩歌一樣，是個複雜的奇蹟。他看上去病懨懨的，鼻孔帶著輕蔑的神情，眉毛蓬鬆懸垂，他在我的腦海中出現時，從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