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冬天的到來，我們不管不顧的浪漫史遷移到了嚴酷的聖彼得堡。我們發現自己被可怕地剝奪了我們已經習慣了的田園間的安全。名聲糟到願意接待我們的旅館我們沒有勇氣去，而在停著的汽車裡偷情的偉大時代仍很遙遠。在鄉間如此令人愉悅的秘密狀態現在成了一個負擔，然而我們倆都無法面對在她家或我家在有人陪伴下會面的念頭。因此，我們被迫在城裡到處轉悠（她穿著灰色毛皮小大衣，我則是白色鞋罩、卡拉庫爾羊羔皮領子、絲絨襯裡的口袋裡裝著指節銅套），這種對某種庇護處所的永恆尋求產生了一種奇怪的絕望感，而它又預示了其他更久以後的更為孤獨的遊盪。
我們逃學：我忘記了塔瑪拉採取的是什麼做法；我的做法包括了說服兩個司機中的一個讓我在去學校路上的這個或那個街角下車（兩個都是很講交情的人，而且還真拒絕接受我給的金錢——方便的五盧布一枚的硬幣，從銀行出來時是沉甸甸的吊人胃口的十或二十枚一串的亮閃閃的硬幣，今天，當我驕傲的流亡中的貧困已經成為了過去，便能夠自由地沉溺在以審美情趣對此的回憶之中了）。我和我們極好的、特別易於收買的烏斯金之間也沒有任何的麻煩，他管接聽我們家一層的電話，號碼是24-43（dvadtsat''chetïre sorok tri）；他很快回答說我喉嚨發炎了。順便說說，不知道如果我現在立刻從書桌旁給那個號碼打一個長途電話會怎麼樣？沒有人接？沒有這樣一個號碼？沒有這樣一個國家？還是烏斯金的聲音說「m o y o poietse！」（「我的敬意」的奉承的貶稱）？畢竟存在著眾所周知的遠遠超過了一百五十歲的斯拉夫人和庫爾德人。我父親書房裡的電話（號碼是584-51）沒有登在電話簿上，我的級主任打算弄明白我健康衰退的情況的努力從來沒有得到過什麼結果，儘管有時候我一連三天不去上課。
我們在公園樹木環繞的大道上覆蓋著冰雪的白色樹枝下漫步。我們在冰冷的長凳上緊緊偎依在一起——先拂去上面的一層整潔的積雪，再脫下我們外面結了一層雪殼的連指手套。我們在博物館中出沒。在工作日的上午，博物館裡面了無生氣，人很少，非常暖和，與寒冷的薄霧和懸掛在東窗口上像一輪發紅的月亮般的紅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那裡，我們會找安靜的偏僻的房間，沒人看的臨時性的神話集，蝕刻畫，勳章，古文書學的展品，印刷術的故事——諸如此類的可憐東西。我想我們的最佳發現是一個存放掃帚和梯子的小房間；但是在黑暗中突然開始滑落倒塌的一批空框子吸引了一個過分好奇的藝術愛好者，我們急忙逃走了。聖彼得堡的盧浮宮——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提供了很好的偏僻角落，特別是在底層的某個大廳里，在裝著金龜子科甲殼蟲的陳列櫃間，在卜塔的祭司長納納的石棺背後。在俄羅斯亞歷山大三世皇帝博物館中，有兩個收藏著令人反感的傳統繪畫風格的希施金（《松林中的空地》）和哈抆莫夫的（《青年吉卜賽人的頭像》）作品的大廳（在東北角的第三十和三十一號廳），由於有一些放著圖畫的架子，提供了些許不受干擾的場所——直到一個口出惡言的土耳其戰役的老兵威脅說要叫警察為止。就這樣，我們逐漸從這些大博物館到了比較小一些的博物館，例如蘇沃洛夫博物館，我記得那裡有一間最為寂靜的房間，裡面滿是舊盔甲和掛毯、扯破了的絲質的旗幟，還有幾個穿著綠軍裝、頭戴假髮、腳蹬厚重的靴子的模型人為我們站崗放哨。但是無論我們到哪裡去，幾次之後，總會有這個或那個滿頭白髮、老眼昏花、穿著毛氈底靴子的管理員心生懷疑，我們就不得不換個地方偷情——到教育博物館，宮廷馬車博物館，或一個很小的、甚至連導遊手冊上都沒有開列的舊地圖博物館——然後再度進入寒冷，進入某條有著巨大的門和嘴裡銜著圓環的綠獅子的小巷，進入在那些日子裡我如此深愛的「藝術世界」，Mir Iskusstva——具有多布津斯基、亞歷山大·貝努瓦風格的雪景之中。
在傍晚時分，我們坐進涅夫斯基大道上兩家電影院（帕利西亞娜和皮卡迪里）中的一家的最後一排座位上。這門藝術在進步之中。海浪被染上了一層病態的藍色，當它們滾滾而來，在一塊黑色的、我記憶中的岩石上擊碎成泡沫時（比亞里茨的處女岩——再一次看到我見多識廣的童年時代的海灘，我覺得很有趣），有一台特別的機器模仿激浪的拍擊聲，產生一種水的刷刷聲，卻永遠不能和畫面同時停止，而總要在三四秒鐘里伴隨著下一個景象——比如一場繁忙的葬禮，或者衣衫襤褸的戰俘和他們衣著整齊的俘獲者。主片的名字往往引自某首流行詩歌或歌曲，可能相當冗長，比如「菊花不再在花園中開放」，或「她的心是他手中的玩具，也像玩具一樣碎了」。女明星前額很低，有漂亮的眉毛和眼影塗得很重的眼睛。當時極受歡迎的男演員是莫祖辛。一位著名的導演在莫斯科鄉下得到了一座有白色柱子的宅第（和我舅舅的宅子頗為相像），它出現在他導演的所有電影之中。莫祖辛會乘一輛時髦的雪橇來到門前，冷冰冰地注視著其中一扇窗子里的燈光，同時下巴上緊繃著的一小塊著名的肌肉在抽動著。
當博物館和電影院不能給我們以幫助而夜還不深的時候，我們只能去探索這座世界上最令人生畏和神秘莫測的茫茫城市。孤零零的街燈因我們睫毛上冰冷的潮氣之故變形成了擁有放射出七彩顏色的脊柱的海怪。當我們穿過巨大的廣場時，各種各樣建築的幻影突然悄然聳立在我們面前。當高大的、由整塊拋光花崗岩構成的柱子（由奴隸拋光，月亮再拋光，在夜的光滑的真空中平穩地轉動著）在我們頭頂猛地升起，支撐著聖以撒大教堂神秘的圓頂時，我們嚇得渾身冰涼，這一般不是由於高度而是由於深度引起的——一道深淵在腳下裂開。我們彷彿在這些石頭和金屬的充滿危險的山嶽邊緣停了下來，手挽著手，懷著小人國人的敬畏，伸長了脖子看著擋在我們面前的新的巨大景象——一座宮殿的柱廊上的十根灰色有光澤的男像柱，或者在一座花園鐵門旁的一個巨型斑岩花瓶，或者頂上有個黑色天使的大圓柱，與其說它裝點了、不如說壓抑著泛滿了月光的宮殿廣場，並且向上伸展了又伸展，徒勞地企圖伸及普希金雕像的刻著《紀念碑》一詩的基座。
後來，在她少有的憂鬱時刻，她聲稱我們的愛情沒有能夠經受住那個冬天的巨大壓力；她說，出現了裂痕。在所有那些月份里，我一直在寫詩給她，為了她，關於她，每周兩三首；在一九一六年春天我發表了由這些詩彙集成的一個集子——當她讓我注意到在構思這本書的時候我根本沒有留意到的東西時，我感到無比震驚。就在那裡，那同樣不祥的缺陷，那陳腐空洞的口氣，輕易地示意既然我們的愛情再也不可能重新捕捉到那最初時刻的神奇感受、那歐椴樹在雨中的沙沙涌動、風雨交加的鄉野間的同情，便註定是沒有前途的。還有——但是當時我們倆誰都沒有注意到——我的詩歌是很幼稚的東西，沒有什麼優點，根本不應該拿來出售。這書（其中一冊仍然，咳，存放在莫斯科列寧圖書館的「閉架書庫」里）該當受到幾個注意到它的評論者在無名雜誌中對它的猛烈攻擊。我的中學俄國文學教師弗拉基米爾·希皮烏斯，我非常欽佩的一個第一流的、雖然有點難懂的詩人（我認為他在才華上超過了他的比他有名得多的堂姐妹、女詩人和評論家齊娜伊達·希皮烏斯）帶了一本到課堂里，對我最為浪漫的詩行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引起班上大多數同學的狂笑。他的著名的堂姐妹在文學基金會的一次會議上請求基金會的主席、我的父親告訴我，我永遠、永遠也成不了一個作家。一位善意的、貧困而沒有才華的、有理由感激我父親的記者寫了一篇關於我的熱情得難以置信的文章，約有五百行文字，漫溢著過分的恭維；文章被我父親及時截了下來，我記得他和我在讀這份手稿的時候咬牙呻吟——我們家的人在面對低級趣味的東西或某人的失態時採取的習慣表示。整個事件永遠地消除了我對文學聲名的任何興趣，並可能是我對評論的幾乎病態的和並不總是有道理的冷漠的根源，這種冷漠在後來的歲月中剝奪了我身上的據說多數作家都經歷過的那種感情。
一九一六年的春天是我認為非常典型的聖彼得堡的春天，我回憶起這樣一些具體的形象，如塔瑪拉戴著一頂我沒有見過的白色帽子，在觀看一場爭奪得十分激烈的校際足球賽的觀眾之中，那個星期日，最為光彩奪目的好運氣幫助我一次又一次地防止對方得分；一隻和我們的浪漫史完全同齡的黃綠蛺蝶，在亞歷山大羅夫斯基花園的一條長椅背上，在太陽下曬著它碰傷了的黑色翅膀，翅膀的邊緣因冬眠顏色變淡了；大教堂的鐘聲在寒冷的空氣中迴響在被風吹皺了的、涅瓦河放浪地擺脫了冰封的深藍色水面上空；在柔荑花節那一周的期間，在騎兵衛隊大道上遍撒著彩色紙屑的雪泥中的集市，和它吱嘎砰啪的喧鬧聲、它的木製玩具、高聲叫賣土耳其軟糖和叫做amerikanskie zhiteli（「美國居民」）的浮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