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拼讀老師是個木匠的兒子。在下面的一系列幻燈片里，第一張顯示的是一個我們叫他奧多的年輕人，一位希臘天主教助祭的開明的兒子。在一九〇七年那個涼爽的夏季，他和我及弟弟散步的時候，披一件拜倫式的帶S形銀搭扣的黑斗篷。在巴托沃樹林的深處，在靠近一條小溪、據說一個被絞死的人的鬼魂出沒的地方，奧多會進行一場相當褻瀆神明的愚蠢表演，每一次經過那個地方，弟弟和我都吵著要他表演。他一面低著頭，用怪異的、吸血鬼的樣子擺動他的斗篷，一面緩慢地繞著一棵陰森的山楊樹蹦跳。一個雨天的上午，在這場儀式中他的香煙盒掉了，在幫助他尋找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兩個新出現的阿穆爾天蛾的樣本，在我們地區很少見——絲絨般光滑、紫灰色的可愛小生靈——在平靜地交配，用像裹著絨鼠毛的腿緊抓著樹根旁的青草。那年秋天，奧多陪我們一起到了比亞里茨，幾個星期後突然離去，在枕頭上留下了我們送給他的禮物，一把吉列牌安全剃刀，和別在上面的一個條子。我很少會搞不太清楚究竟一個回憶是我自己的，還是從別人那兒來的，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確實感到躊躇，特別是在很久以後，母親在緬懷往事的心情下，常常饒有興味地提到她無意中點燃的火焰。我似乎記得通向客廳的門半開著，就在裡面，在地板中間，奧多，我們的奧多，跪伏在我年輕、美麗、驚呆了的母親面前絞著雙手。我似乎在腦子裡用眼角的餘光看見了奧多起伏的肩頭周圍浪漫的斗篷的波動，這個事實表明，我已經把先前林中舞蹈的某些東西轉移到了我們比亞里茨公寓的那個模糊不清的房間里了（公寓的窗子下面，在廣場用繩子攔出來的一片地方，西吉斯蒙德·勒日瓦歐，當地的一位氣球駕駛員，正在給一個巨大的奶黃色氣球充氣）。
接著來的是一位烏克蘭人，一個有黑色八字鬍和燦爛笑容的精力旺盛的數學家。他和我們一起度過了一九〇七到一九〇八年冬天的部分時間。他也有自己的才藝，其中特別吸引人的是使硬幣消失的戲法。一枚硬幣，放在一張紙上，用一個平底玻璃杯蓋上，立即就消失了。拿一隻普通的酒杯。把一張圓形的紙整齊地糊在杯口上。紙上應該畫上直線（要不然有圖案也行）——這會加強幻覺。在一張畫著相似直線的紙上放一個小硬幣（一枚二十戈比的銀幣就可以）。迅速把平底玻璃杯輕輕移放在硬幣上，注意讓兩套直線或圖案吻合。圖案的疊合是大自然的奇蹟之一。在那個小小的年紀，大自然的奇蹟已經開始給我以深刻的印象。在一個他休息的星期日，這個可憐的魔術師倒在了大街上，被警察塞進關著一打醉漢的冰冷的牢房裡。其實他是犯了心臟病，幾年以後因為這個病去世了。
下一張圖片看上去好像是顛倒地放映在銀幕上了。上面是我們的第三個男教師正在拿大頂。他是魁梧的、健壯得令人生畏的列特，他倒立著用手行走，舉起巨大的重物，耍啞鈴，一眨眼的工夫能使一大間屋子裡充滿了相當於一支警衛部隊造成的汗臭。當他認為應該為了某個小小的不端行為（我記得，比方說，讓一粒小孩玩的彈球從上一層樓梯平台落在了他吸引人的、看起來很硬的頭上）懲罰我的時候，他會採取出色的教師式的方法，建議他和我都戴上拳擊手套小小地對打一番。於是他會對著我的臉準確而令人無比疼痛地猛擊一拳。雖然比起女士想出來的諸如讓我把諺語Qui aime bien， châtie bien 抄上兩百遍、寫得手發麻的pensums 來，我寧願這樣，但是在風波迭起的一個月後他離開之時，我並沒有想念這位好人。
然後來的是一位波蘭人。他是個英俊的醫學院學生，有水汪汪的褐色眼睛和油亮的頭髮，看上去很像法國演員麥克斯·林德，一個很受歡迎的電影喜劇演員。麥克斯從一九〇八年待到一九一〇年，在聖彼得堡冬季的一天贏得了我的敬佩。那天早晨我們正和平時一樣在散步，突然，一陣騷動打斷了我們。揮動著皮鞭、神色兇狠愚蠢的哥薩克們正面對著激動的人群驅策他們騰跳著的打著響鼻的矮種馬。雪地上黑乎乎地躺著許多帽子和至少三隻高筒橡皮套鞋。一瞬間，似乎其中一個哥薩克在朝我們逼來，我看見麥克斯從裡面的一個口袋裡半抽出了一把小型自動手槍，我立刻就愛上了它——但遺憾的是，混亂平息了。有一兩次，他帶我們去看望他的哥哥，一位消瘦的、享有很高聲譽的羅馬天主教神父，當麥克斯和他用一連串噝擦音很重的波蘭語討論政治或家庭問題的時候，他蒼白的手心不在焉地在我們小小的希臘天主教徒的腦袋上移動著。我心目中清楚地浮現出了一個夏日父親和麥克斯在鄉間比槍法的場面——用手槍子彈把我們林中的一塊生了銹的「禁止打獵」的牌子打得千瘡百孔。他，這個令人愉快的麥克斯，是一個精力充沛的傢伙，因此當他抱怨偏頭痛，懶洋洋地拒絕和我一起踢足球，或者到河裡去游一會兒泳的時候，我總是感到很吃驚。現在我知道了，那年夏天他正和一個房產在十二英里之外的有夫之婦私通。白天有空的時候，他會偷偷到狗捨去喂我們用鎖鏈鎖著的看家狗，想要哄騙它們。這些狗會在夜裡十一點鐘被放出來在宅子四周轉悠，他在夜深人靜之時溜到灌木叢去的時候需要面對它們，而他的盟友，我父親的波蘭貼身男僕，已經偷偷為他在灌木叢里準備好了一輛自行車，附件一應倶全——按鈴、氣筒、棕色的皮工具箱，甚至褲腿夾。坑坑窪窪的泥土路和起伏不平的林中小道會把迫不及待的麥克斯帶到偏僻的幽會處所，一所打獵用的木屋——符合文雅通姦的偉大傳統。黎明時分的清冷薄霧和四條健忘的丹麥大狗會看到他騎車回來，早晨八點，新的一天就開始了。我不知道那年（一九〇九年）秋天，當麥克斯離開他每夜戰績的場所，陪我們第二次到比亞里茨去，是不是感到了某種解脫。他虔誠地、懺悔地請了兩天假，和漂亮而放蕩的愛爾蘭姑娘一起去了盧爾德，她是我在海濱最要好的玩伴科萊特的家庭教師。麥克斯第二年棄我們而去，到聖彼得堡一家醫院的X光部門工作。後來，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據我所知，他成了波蘭醫學界一個相當有名的人物。
天主教徒走後來了新教徒——一位猶太血統的路德派教徒。在這裡他不得不以蘭斯基的名字出現。我弟弟和我在一九一〇年末和他一起到德國去了，次年一月份回來開始在聖彼得堡上學以後，蘭斯基繼續在我們家待了大約三年，輔導我們的家庭作業。正是在他的統治期間，從一九〇五年冬天起就和我們在一起的女士最後放棄了和入侵的莫斯科人的鬥爭，回洛桑去了。蘭斯基出身貧寒，喜歡回憶從他在黑海邊故鄉的高級中學畢業到進入聖彼得堡大學期間，他從布滿砂石的海灘上撿來石頭，在上面畫上明亮的海景做裝飾，然後作為鎮紙出售，自食其力。他有一張橢圓形的粉紅色的臉，睫毛很短，一副無框夾鼻眼鏡後面是古怪的毫無遮蔽的眼睛，以及剃光的淡青色腦袋。我們立刻就發現了有關他的三件事：他是一個出色的老師；他沒有任何幽默感；而且和我們過去的家庭教師截然不同，他是一個我們需要加以保護的人。我們的父母在的時候他具有的安全感，一旦他們離開，就可能在任何時候被我們的姑姑們的某種爆發擊得粉碎。對於她們來說，父親針對對於猶太人的集體迫害以及其他政府措施所寫的激烈的文章只不過是一個任性的貴族的異想天開的念頭。我常常在無意中聽見她們憎惡地討論蘭斯基的出身和我父親的「荒唐的實驗」。在發生了這種情況以後，我會非常無理地對待她們，然後在僻靜的馬桶間里失聲痛哭。倒不是我特別喜歡蘭斯基。他那乾巴巴的嗓音、他的潔癖、他不斷用一塊特別的布擦眼鏡、或用一種特殊的小物件修指甲的樣子、他那迂腐得正確的言辭，都有種使人不快的東西；也許最主要的，是他清晨古怪的習慣：大步走到最近的水龍頭（似乎是剛下床，但是已經穿上了鞋子和褲子，背後垂著紅色的褲子背帶，一件奇怪的網子一樣的背心裹在汗毛很重的軀幹上），在那兒，他的洗禮僅限於徹底浸透他粉紅的臉、發青的腦瓜和肥胖的脖子，跟著是某種痛快淋漓的俄國式的擤鼻子，然後他以同樣的果斷，不過現在頭上往下滴著水，半瞎地大步走回卧室，他在那兒一個秘密的地方藏了三條神聖不可侵犯的毛巾（順便提一句，他是如此brezgliv——用的是這個詞無法翻譯的俄語含義——以至於在碰過鈔票或欄杆後都要洗手）。
母親三十四歲時的彩色粉筆畫像（60厘米×40厘米），列昂·巴克斯特一九一〇年畫於我們聖彼得堡家中的音樂室。此處的複製品是在他的監督下於同年畫成的。畫她線條起仗的唇形時畫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有時把母親為他坐著畫一次的時間全都花在一個細節上。其結果是畫像酷似母親，而且這幅畫還代表了他藝術發展中的一個有趣的階段。我父母還擁有一些他為芭蕾舞《天方夜譚》畫的水彩素描作品。大約二十五年以後，亞歷山大·貝努瓦在巴黎告訴我，在蘇維埃革命後不久，他把所有巴克斯特的作品以及他自己的一作品，如《布列塔尼的雨天》，都從我們的住宅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