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和克萊爾之間的關係持續了六年。在此期間，塞巴斯蒂安寫出了他的頭兩部長篇小說：《稜鏡的斜面》和《成功》。他創作第一部用了七個多月（一九二四年四月至十月），創作第二部用了二十二個月（一九二五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一九二七年秋季和一九二九年夏季之間，他寫了三篇短篇小說，後來（在一九三二年）把它們結集再版，書名為《有趣的山》。換句話說，克萊爾親眼見證了他總共五部作品中前三部的創作過程（我省略了他年輕時的作品——例如在劍橋時寫的詩歌——已被他本人銷毀）。在創作上述作品的間隙里，塞巴斯蒂安一直在策劃這個或那個創新項目，有時加以變動，有時擱置一邊，有時再做變動，因此我們有把握認為，在這六年當中他一直很忙。而克萊爾就喜歡他的職業。
克萊爾沒有敲門就闖入了塞巴斯蒂安的生活，這就如同一個人會因為一個房間與自己的房間有點相像便走了進去。她待在這個房間里，忘記了出去的路，於是默默地習慣了裡面的奇怪生靈，並且撫摸它們，儘管它們的形體令她驚訝。克萊爾沒有特殊的意圖，沒想過讓自己幸福或讓塞巴斯蒂安幸福，對於以後會發生什麼事也沒有一絲擔憂；這只是個自然地接受與塞巴斯蒂安共同生活的問題，因為沒有他的生活是難以想像的，比地球人在月球的山上搭野營帳篷還難以想像。如果當初她給塞巴斯蒂安生下一個孩子的話，他們兩人很可能會悄悄地結婚，因為那對他們和孩子來說是最簡便的解決辦法；但由於沒出現那種情況，他們根本沒想過要順從習俗，舉行符合道德的白色結婚儀式；如果他們做過必要的考慮的話，兩人大概都會欣賞那種儀式的。塞巴斯蒂安身上沒有你們的那種先進的「讓偏見見鬼去吧」的東西。他知道得很清楚，故意顯示自己對道德準則的蔑視，無異於表現自己自命不凡，無異於亮出自己的偏見。他通常選擇最容易走的倫理道路（正如他選擇荊棘最多的美學道路），只是因為那是通向他既定目標的最好捷徑；在日常生活中他過於懶惰（正如他在藝術生活中過於勤奮一樣），不願意為別人提出並解決了的問題而煩惱。
克萊爾遇見塞巴斯蒂安的時候是二十二歲。她不記得她的父親；她的母親也去世了，她的繼父又結了婚，因此，她的繼父及其再婚妻子給予她的「家」的模糊概念，可以用古老的智者派辯論術 的說法來比喻，是「更換過的刀柄和更換過的刀片」 ，儘管她顯然不能指望找回原來的刀柄和刀片並把它們安裝在一起——至少今生今世不可能。她獨自住在倫敦，好像是上了一所美術學校，還學習了東方語言課程，還做了很多別的事。人們喜歡她，因為她文靜漂亮，面部雖不顯聰慧但有魅力，聲音柔和沙啞，不知怎的讓人忘不掉，好像上蒼用微妙的方法賦予了她一種天才，可以讓人記住她：她來到你的心中，形象非常清晰，讓人永遠忘不掉 。就連她那雙指關節突出的大手也有一種特殊的魅力，而且她擅長跳舞，是個輕盈沉默的舞者。可是她的最優秀之處在於，她屬於那種非常非常罕見的女人；這種女人對這個世界不是採取習以為常、麻木不仁的態度，也不把日常事物僅僅看成反映自己女性特質的熟悉的鏡子。她具有想像力——靈魂的影響力——而且她的想像力具有特彆強的、幾乎是男性的特質。她還有真正的美感。這種美感與藝術沒有多大關係，而是與她樂於觀察的習慣有關，她樂於看到煎鍋周圍有神聖光環，樂於看到垂柳和斯凱㹴之間有相似之處。最後一條，她有上蒼賦予的敏銳的幽默感。難怪她能那麼好地適應塞巴斯蒂安的生活。
他們在初識階段經常會面；秋天時克萊爾去了巴黎，我猜想塞巴斯蒂安不止一次去巴黎看她。那時塞巴斯蒂安的第一本書已構思好了。克萊爾已學會了打字，因此對她來講，一九二四年夏天的夜晚就是進入打字機送紙縫的一頁頁紙，帶著黑色、紫色的鮮活詞語又卷了出來。我可以想像克萊爾輕輕地敲擊著閃亮的鍵盤，伴隨著窗外溫暖陣雨滴落黝黑榆樹的沙沙聲，伴隨著屋子裡里不時響起的塞巴斯蒂安的緩慢、嚴肅的聲音（普拉特小姐說，他並非僅僅口述，簡直就是發號施令）。塞巴斯蒂安一天當中要花大部分時間寫作，可是進展非常艱難，因此每天晚上克萊爾打字記錄下來的新內容不過十一二頁，就是這些還常常要返工，因為塞巴斯蒂安常隨心所欲地修改；我敢說，有時他會做任何作者都不會做的事——用歪歪斜斜非英語字體來抄寫已打好的一頁，然後再口述一遍。他在使用詞語方面煞費苦心，分外痛苦，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這類作家都會遇到的情況：他們必須跨越橫亘在「表達方法」和「思想」之間的深淵；你會感覺恰當的詞語、唯一可用的詞語就在遠處霧蒙蒙的對岸等著你，這種感覺令人發瘋；而尚未裹上衣服的「思想」則在深淵這一邊吵著要那些詞語，這讓人顫慄。塞巴斯蒂安不用現成的短語，因為他想說的事情都有特殊的身材，他更知道真正的概念如果沒有量身定做的詞語來表達就不能算存在。所以（用一個更近似的比喻），表面赤裸的「思想」要求穿上衣服，好讓人們看見它；而躲得很遠的詞語並不是表面上的空殼，它們只不過等著已被它們遮蔽的「思想」來點燃它們，啟動它們。塞巴斯蒂安有時感到自己像個孩子，別人給了他一大團亂七八糟的電線，命令他創造發光的奇蹟。他確實創造出來了；有時他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做成這件事用的是什麼方法，有時他又用看似非常理性的方法花幾小時不斷撕扯電線——而什麼都沒做成。克萊爾一生中沒有創作過一行富於想像的散文或詩歌，但她對塞巴斯蒂安煞費苦心搞創作的每個細節都了解得那麼清楚（那是她個人的奇蹟），因此對她來說，她用打字機打出的字與其說是傳達其自然意義的載體，不如說是顯示塞巴斯蒂安沿著理想的表達路線摸索著走過的環路、鴻溝和彎路。
然而我要說的還不止這些。我知道，就像知道我和塞巴斯蒂安有共同的父親那樣肯定地知道，塞巴斯蒂安的俄語比他的英語好，而且更自然。我相信他可能是用五年不說俄語的方法來強迫自己認為已忘掉了俄語。可是語言是活生生的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可能輕易地摒除。還有，應該記住的是，他出版第一本書的五年之前——也就是說，他離開俄國的時候，他的英語和我的英語一樣差。幾年之後，我靠人為的方法（通過在國外努力學習）提高了英語；他則試圖在說英語的環境里自然而然地提高英語。他的英語確實有了驚人的進步，可我還是要說，如果他一開始就用俄語寫作，在使用語言上就不會有那麼多痛苦了。讓我再說一句，我保存著一封他去世前不久寫給我的信。那封簡訊是用更純粹和更豐富的俄語寫的，他的英語從來沒有達到那樣的程度，無論他在作品中使用的表達方式有多麼美。
我也知道，當克萊爾記下塞巴斯蒂安從亂麻般的手稿里擇出的詞語的時候，她有時會停止擊鍵，輕輕地拉出夾在打字機里的紙頁的外緣，重新閱讀那一行，然後微微皺起眉頭說：「不行，我親愛的，這話英語不能這麼說。」塞巴斯蒂安會瞪她兩眼，然後繼續在屋裡踱步，很不情願地考慮著她的意見，而她則輕輕疊起雙手，放在膝上，靜靜地等待。最後塞巴斯蒂安會嘟囔著說：「這個意思沒有別的辦法表達。」
「嗯，如果，比如說，」克萊爾會這樣說——然後提一個具體建議。
「啊，好吧，如果你喜歡的話。」塞巴斯蒂安會這樣回答。
「我不是非要堅持我的意見，我親愛的，就按你的想法辦吧，如果你認為語法差也無傷大雅的話……」
「啊，接著打字吧，」他會喊道，「你完全正確，接著打吧……」
到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稜鏡的斜面》已經完成。小說於第二年三月出版，完全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我查閱了那個時期的報紙，就我所知，這本書只被提到過一次。那是在一家每逢星期天出版的報紙上，只有五行半，而且是夾雜在評論其他書的文字中間。「《稜鏡的斜面》顯然是一部長篇小說處女作，因此評論時不應像對（前面提到的某某人的書）那樣嚴厲。在我看來，這本書的有趣之處在於它的晦澀，而它的晦澀之處又很有趣，但是也可能存在一種小說，其細枝末節我永遠捉摸不透。然而為了幫助那些喜歡這類東西的讀者，我可以多說一句：奈特先生善於描述繁瑣細節 ，正如他善於在動詞不定式中間插入副詞 那樣。」
那年春天可能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他剛從一本書里解放出來，就感覺到下一本書的顫動。他的身體狀況好極了。他有一個令人愉快的伴侶。過去常有許多令人擔憂的小事困擾他，就像一大群螞蟻堅持不懈地爬滿整個莊園；現在他再也不受那些小事的困擾了。克萊爾替他寄信，替他核查洗衣店送回的衣服，確保他有足夠的刮臉刀片、煙草和咸杏仁，要知道吃咸杏仁是他的一大嗜好。他很喜歡和克萊爾一起去外面吃飯，然後去看話劇。話劇幾乎總是讓他渾身不舒服，回去之後還要抱怨，可是他逐漸通過剖析陳詞濫調找到了病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