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奈特上大學的那幾年並不快樂。肯定地說，他很喜歡自己在劍橋大學發現的很多東西——事實上他見到這個夢寐以求的國家，聞到它的氣息，觸摸到它的脈搏，起初是非常激動的。一輛真正的雙輪雙座馬車從火車站拉著他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這輛馬車先前似乎特意在那裡等著他，拚命堅持著不肯消亡，直等到那個時刻；過後它才快樂地消逝，與不再時興時的連鬢鬍子 和不再使用的大銅分幣為伍去了。街上的融雪濕漉漉的，在薄霧般朦朧的黑暗中閃亮；它讓旅人期待一杯濃茶和一爐旺火，因此融雪與濃茶旺火形成了對照，構成了一種和諧，不知怎的它對這種和諧已心領神會。幾個鐘樓大鐘發出清脆的聲音，一會兒響徹小城上空，一會兒又此起彼伏回蕩在遠方，鐘聲以一種奇特的、非常熟悉的方式與報販的高調叫賣聲混合在一起。他走進「大庭院」莊嚴的幽暗之中，看見許多穿長袍的人影在霧中穿行，看見走在他前面的搬運工的禮帽上下扇動，此時他覺得自己不知為什麼體察出了每一種感覺，他聞到了潮濕的草皮發出的有益健康的難聞氣味，聽到了腳踏石板時響起的古老渾厚的聲音，抬頭看見了深色牆壁的模糊輪廓——他感受到了一切。這種興高采烈的特殊感覺大概延續了很長時間，但是也有一種東西摻雜在裡面，後來甚至成了主宰。塞巴斯蒂安大概是懷著一種無奈的驚詫（因為他先前對英格蘭期望過高）下意識地認識到，無論這新環境如何以聰明的、令人愉快的方式來支持他的舊夢，他本人，或者說他身上最寶貴的部分，仍會像以往那樣感到孤獨無望。塞巴斯蒂安生活的基調是獨處，命運越是仁慈地用令人讚歎的手段仿造出他想要的事物，力圖讓他感覺舒適自在，他就越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能適應這種情勢——不能適應任何一種情勢。他終於徹底明白了這一點，並開始嚴格地培養自我意識，彷彿自我意識一直是某種罕見的天才或激情；只是在這時候，塞巴斯蒂安才從自我意識的巨大增長中得到了滿足，他不必再為自己不善交際的尷尬性格而擔心——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顯然，他起初很緊張，害怕自己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或者更糟糕，害怕自己在做應該做的事時方法笨拙。有人告訴他，應該把學術帽的四個硬角折斷，或乾脆撕掉，只留下柔軟的黑布。他剛這樣做了就發現自己陷入了最糟糕的「本科生」的庸俗境地，並發現最完美的情趣是：對自己戴著的學術帽和穿著的長袍採取毫不在意的態度，讓它們顯得無足輕重，否則它們就敢對你施加影響。人家還告訴他，無論天氣怎樣都忌諱使用大檐帽和雨傘，因此塞巴斯蒂安虔誠地讓雨水淋濕自己，並患上感冒，直到有一天他認識了一個叫D·W·戈吉特的人才不這麼做了。戈吉特是個快樂、輕率、懶惰、隨和的人，以愛吵鬧、穿戴雅緻和說話風趣著稱，他冷靜地戴著寬邊帽拿著雨傘到處轉。十五年後我訪問劍橋大學時，塞巴斯蒂安在三一學院時最好的朋友（現在是著名學者）告訴了我這些事，我說：大家好像都帶著——「對呀，」他說，「戈吉特的雨傘已經繁育了後代。」
「請告訴我，」我說，「球類運動怎麼樣？塞巴斯蒂安擅長打球嗎？」
我的信息提供人笑了。
他回答：「很遺憾，我和塞巴斯蒂安都不大喜歡那類運動，我們只是打一點網球，不太激烈，是在濕軟的綠草場上打，最差的地塊上還長著一兩朵雛菊呢。我記得他的網球拍是價格非常貴的那種，他的法蘭絨球衣很合身——他看上去總是很整齊，很帥氣；可是他發球卻像女人那樣輕輕地拍，而且他滿場子跑但一個球都打不著。我比他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我們兩人打球其實主要是把潮濕的綠球拾回來，或者是扔回給旁邊場地上的球員——這些都是在連綿細雨里做的。是啊，他在球類方面絕對差。」
「他覺得沮喪嗎？」
「在某種程度上是的。事實上，第一個學期他總為自己在這些方面不行而感到自卑，整個學期都沒過好。可憐的塞巴斯蒂安第一次遇見戈吉特——那是在我的房間里——就大談網球，最後戈吉特問他網球是不是用棒子打的。這倒讓塞巴斯蒂安鬆了一口氣，因為他認為戈吉特（他一開始就喜歡他）也不大會打球。」
「戈吉特不會嗎？」
「哎呀，他可是橄欖球隊的藍色榮譽隊員，可是，他也許不大喜歡草地網球。不管怎麼說，塞巴斯蒂安很快擺脫了打球情結。總的來說——」
我們坐在燈光暗淡、有橡木護牆板的房間里，沙發很矮，我們能輕易地拿到那些謙恭地立在地毯上的茶具；塞巴斯蒂安的幽靈似乎在我們周圍盤旋，閃爍的火光映在壁爐的黃銅圓球上。這位信息提供人對塞巴斯蒂安了解得那麼深，因此我認為他說得很對，塞巴斯蒂安有自卑感是因為他總要表現得比英國人還像英國人，雖然從未成功，但仍不斷努力，直到最後才認識到，讓他誤入歧途的不是這些外部的東西，也不是使用時髦俚語的言談習慣，而是這樣一個事實：他總要成為別的人，努力像別的人那樣行事，而他的天性卻註定他要孤獨地固守自我。
儘管如此，塞巴斯蒂安還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做一個合格的本科生。冬天的早晨，他穿著棕色晨衣和輕便舊帆布鞋，拿著肥皂盒和盥洗用品袋，悠閑地走到拐角處的「洗浴室」去。他在餐廳里吃早飯，那裡的稀飯就像「大庭院」上方的天空那樣灰白單調，橘子醬的顏色跟「大庭院」牆上蔓生植物的顏色一模一樣。他騎上他的「手推自行車」（信息提供人是這樣叫的），把長袍往肩上一撩，蹬著車去這個教室或那個教室。他在「皮特樓」吃午飯（據我所知，那是個類似俱樂部的地方，牆上大概掛著與馬有關的照片，年紀很老的侍者們總是給客人說同一個謎語：濃湯還是清湯？）。他常常玩牆手球 （不管那是什麼），或者另一種乏味的遊戲，然後和兩三個朋友一起喝茶；他們吃著小圓烤餅，抽著煙斗，談著話，每個人都小心翼翼地避開別人沒說過的話題，因此談得很不順利。正餐之前可能還有一兩節課，然後又去餐廳。那是一個非常優雅的地方，我的信息提供人帶我去看了一下。當時有服務員在裡面掃地，那掃帚好像就要撓著亨利八世那又白又胖的腿肚子了 。
「塞巴斯蒂安坐在哪裡？」
「在那頭，靠著牆。」
「可是怎麼到那兒去呢？這些桌子好像有幾英里長。」
「他總是先登上外側的長椅，從桌子上走到另一邊。雖然有時會踩著盤子，可這是常用的方法。」
塞巴斯蒂安吃過正餐之後，通常要回自己的房間，或者和幾個不愛說話的夥伴一起去市場里的小電影院，那裡會上演美國西部片，或者演查理·卓別林兩腿僵直快步離開大個子壞人並在街角滑倒。
塞巴斯蒂安這樣過了三四個學期之後，突然發生了令人驚奇的變化。他不再去享受那些他認為應該享受的東西，而是不動聲色地轉向了他真正關注的事情。從表面看，這一變化的結果是，他逐漸脫離了學院生活的節奏。他不見任何人，除了我的信息提供人以外。這位朋友大概是塞巴斯蒂安一生中唯一能與之坦誠相見、自然交往的人——這是一種美好的友誼，我很理解塞巴斯蒂安，因為這位安靜的學者給了我很好的印象，他是我想像中最優秀、最和善的人。他們兩人對英國文學都很感興趣，而且這位朋友那時已在計畫他的第一部作品《文學想像的法則》了。兩三年之後，他因這部作品獲得了蒙哥馬利獎。
「我必須承認，」塞巴斯蒂安的這位朋友說，一面撫摸著一隻皮毛柔軟、眼睛灰綠色的藍貓，那貓不知是從哪裡來的，現在舒服地躺在他的大腿上，「我必須承認，在我們友誼的那個特殊階段里，塞巴斯蒂安讓我痛苦。我在教室里見不到他，就會去他的房間，發現他還沒起床，像一個熟睡的孩子蜷縮在床上，可他是在鬱悶地抽煙，他那皺巴巴的枕頭上全是煙灰，垂到地板的床單上全是墨水點。我歡快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哼一聲，甚至不屑於變換一下躺的位置；我在他周圍轉了轉，確定他沒有病，就去吃午飯了。等我再回去看他時，我驚奇地發現他側身朝著另一邊躺著，還用一隻拖鞋當煙灰缸。我提議給他弄點吃的來，因為他的食櫥總是空的。我很快給他拿來一把香蕉，他就像猴子一樣歡呼起來，馬上說出一連串關於人生、死亡和上帝的晦澀惡語，以此來惹我生氣；他特別喜歡說這樣的話，因為他知道我會因此而惱火——儘管我從來不相信他真是那樣想的。
「大約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他終於穿上晨衣，趿拉著鞋走進起居室，蜷縮在壁爐前撓頭皮，我會厭惡地離開他。第二天我坐在租住的房子里工作時，會突然聽見嗵嗵嗵踩踏樓梯的聲音，塞巴斯蒂安會蹦著跳著進屋來，非常乾淨，神清氣爽，激動無比，手裡拿著剛寫完的詩稿。」
我相信，所有這些都很符合塞巴斯蒂安這類人的特點，而有一個小細節讓我特別覺得惋惜。看來塞巴斯蒂安的英語雖然很流利，很地道，但絕對是外國人說的英語。遇上以字母「r」開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