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寫本書的時候，塞巴斯蒂安已經去世兩個月了。我雖然很清楚他是多麼不喜歡我變得傷感，可是我仍情不自禁地要說，我一生中對他的愛戴（不知為什麼這種愛戴總是遭到破壞或受到阻礙）現在突然有了新的生命，帶有如此熾熱的感情力量，因此我的其他情感事件都變成了忽隱忽現的剪影。在難得的幾次見面中，我們兩人從來沒有討論過文學。現在，當人類死亡的奇怪習慣使我們不可能再進行交流時，我卻十分後悔，後悔從來沒有告訴過他我多麼喜歡他的書。事實上，我發現自己常常無奈地想，不知他生前是否知道我讀過他的書。
可是實際上我對塞巴斯蒂安都了解些什麼呢？我雖然可以寫兩個章節，講一講我能回憶起的他童年和青年時代的一點往事——可是再往下寫什麼呢？在計畫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越來越認識到，必須做大量的研究，把他生活中點點滴滴的事挖掘出來，然後把這些片斷與我內心對他性格的了解熔鑄為一體。我內心對他的了解？是啊，這是我所擁有的東西，我的每根神經都能感覺到它。我越琢磨它，就越感到自己手裡還有一個工具：當我想像他的一些行為時（這些行為我是在他去世後才聽說的），我能肯定，如果自己處在相同的情況下也會像他一樣行事的。有一次我恰好看見兩兄弟打網球，他們都是網球冠軍；他們兩人擊球的動作完全不同，其中一人的技術比另一人要好得多；可是當他們滿場奔跑的時候，他們動作的基本節奏完全一致，所以假如能描繪這兩個系統的話，肯定會出現兩個一模一樣的圖形。
我敢說塞巴斯蒂安和我也有某種共同的節奏；這大概可以解釋我追溯他的生活軌跡時為什麼突然有「似曾相識」的奇怪感覺。如果說我對於他的行為所問的許多「為什麼」全是未知數X的話（他的情況經常如此），那麼我現在常常發現，這些X的意思會在我寫的這句話或那句話里下意識的措辭當中顯露出來。我並不是說我也有他那樣豐富的頭腦或任何一方面的天才。我和他差得遠呢。我總認為他的天才是一個奇蹟，與我們兩人在童年的相近背景中可能經歷過的任何確知的事情都沒有關係。我可能也見過他所見過的事，也記得他所記得的事，但是他的表達能力與我的表達能力卻大不一樣，正如貝希斯坦鋼琴 的樂音與嬰兒嘰嘰呱呱的叫聲有天淵之別那樣。假如他還在世的話，我絕不會讓他看見這本書的一字一句，我怕他看見我用蹩腳的英語寫作會難過地皺起眉頭。他會皺眉頭的。我也不敢想像，他若得知他的弟弟（其文學經驗不過是偶然給一家汽車公司做過一兩次英語筆譯而已）在決定為他寫傳記之前按照一家英語雜誌的熱情廣告去學習「當作家」的課程，他會有什麼樣的反應。是啊，我承認我去學了那個課程——不過我並不後悔。那位收了合理的費用、準備把我培養成為成功作家的先生，確實下了很大功夫教我怎樣佯裝無知，怎樣表現文雅，怎樣口氣強硬，怎樣說話乾脆；如果說事實證明我是個糟糕的學生——儘管他心太好了，不肯承認這一點——那是因為我從一開始就被他寄給我當範文的短篇小說的完美光彩迷住了，他用這篇小說來說明他的學生能寫出什麼樣的作品，而且還能賣錢。這篇小說主要描述了一個愛低聲吼叫的邪惡的中國人、一個有淺綠褐色眼睛的勇敢的姑娘，還有一個被人招惹時手指關節就變白的沉默寡言的大個子男人。如果不是因為這件隱秘的事能說明我對寫傳記的任務如何缺乏準備，說明我的怯懦如何驅使我走向極端的話，我是不會在這裡提到它的。當我終於拿起筆的時候，我已經鎮定下來，準備面對必然要發生的一切，換句話說，我已經準備好了，要盡最大的努力去寫。
這件事還暗含著另一個小寓意。假如塞巴斯蒂安當初只是為了好玩，想看看會發生什麼事（他很喜歡這樣的娛樂），而學了同類函授課程，他會成為一個比我不知要糟糕多少倍的學生。假如叫他像「每個人」先生 那樣寫作，他會寫得誰的都不像。我現在甚至無法仿效他的寫作方法，因為他的散文寫作方法就是他的思維方法，是一系列令人眼花繚亂的空白；你無法模仿空白，因為你必須用這樣那樣的方法去填補空白，——並在此過程中抹掉空白。可是當我在塞巴斯蒂安的書里找到關於情緒或印象的某個細節時（這細節讓我立刻想起我們兩人在一個特定地點曾不約而同注意到的某種燈光效果），我感覺我們兩人在心理上確實有某些共通之處，儘管我連他的天才的腳指頭都夠不著；這種心理上的共通之處會幫助我解決困難的。
我既然有了工具，就必須利用它。塞巴斯蒂安去世後，我的第一個責任是清理他的遺物。他把一切東西都留給了我，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指示我燒掉他的某些文件。這封信措辭含混，所以我起初以為他指的是作品的初稿或要扔掉的手稿，可是我很快發現，除了夾在其他文件中的幾張散頁之外，他本人早就把那些稿子銷毀了。因為他屬於罕見類型的作家，這類作家知道，除了完美的成就——印刷的書以外，什麼都不應該留下；他們知道書的實際存在與它的幽靈——粗陋的手稿的存在是不協調的，手稿炫示了書中不完美的方面，就像一個愛報復的鬼魂把自己的腦袋夾在胳膊底下；他們知道由於這個原因絕不能讓工作間里的雜物留存下來，不管那些東西有多少感情價值或商業價值。
當我平生第一次去看塞巴斯蒂安在倫敦橡樹園公園路三十六號的小公寓時，心裡空落落的，有一種把約會推遲得過晚的感覺。三個房間，一個冰涼的壁爐，一片寂靜。在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沒怎麼在那裡住，也不是在那裡去世的。衣櫥里掛著六套西裝，大部分是舊的；一剎那間，我得到一種奇怪的印象，彷彿他的身體僵硬地幻化成了好幾個，成為一系列有著寬闊肩膀的身影。我曾見過他穿那件褐色上衣；我摸了摸那衣服的袖子，但它是軟耷耷的，對這種喚醒記憶的輕柔呼喚沒有任何反應。那裡還有幾雙鞋，它們曾走過許多英里的路，現在已走到旅途的盡頭。有幾件疊好的襯衫，衣領朝上放在那裡。這些沉默的物品能告訴我塞巴斯蒂安的什麼呢？他的床。床上方象牙白色的牆上掛著一小幅有點裂紋的舊油畫（畫著泥濘的道路、彩虹、好看的小水窪）。這是他睡醒時第一眼就看到的東西。
我環顧四周，卧室里所有的東西彷彿因為冷不防被我撞見而剛剛跳回原位，現在才慢慢地與我對視，想看看我是否注意到了它們剛才出於負罪感而表現出的驚慌。特別是靠近床的那張蓋著白色罩子的單人矮沙發，更是這樣；我琢磨它剛才偷了什麼東西。然後我摸索矮沙發褶皺的縫隙，它們似乎不願意讓我摸；我從中找到一塊硬東西，原來是枚巴西堅果。矮沙發重新抱起雙臂，恢複了神秘莫測的表情（可能是蔑視和自尊的表情吧）。
衛生間。玻璃架子上沒有多少東西，只有一個上部印著紫羅蘭圖案的空爽身粉盒孤零零地立著，映在鏡子里活像一幅彩色廣告。
隨後我察看了兩個主要房間。很奇怪，餐廳竟然缺乏個人色彩，與人們就餐的所有地方一個樣——也許因為食物是把我們與周圍滾動的物質的普遍混亂狀況聯繫起來的主要環節吧。玻璃煙灰缸里確實有一個煙頭，但那是一個房產經紀人麥克馬斯先生留下的。
書房。在這裡，你透過窗戶可以看見後花園或公園，看見變暗的天空，看見幾棵榆樹而不是橡樹，儘管這條街的名稱讓人認為有橡樹。一個沒有靠背和扶手的皮面長沙發佔據了屋子的一頭。幾個書架上擺滿了書籍。書桌。上面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只有一支紅鉛筆、一盒曲別針——這書桌看上去悶悶不樂，冷漠疏遠，可是那盞放在西面邊緣的檯燈倒很可愛。我摸到了檯燈的脈搏，那蛋白石做的球體便逐漸亮了起來：這輪神奇的月亮曾見證過塞巴斯蒂安那隻來回移動的蒼白的手。現在我開始辦正事了。我拿起他遺贈給我的鑰匙，打開了書桌的幾個抽屜。
我先挑出兩捆信件，上面有塞巴斯蒂安潦草的字跡：「待銷毀」。有一捆信每封都摺疊得很嚴密，我無法看到裡面的內容；信紙呈蛋皮般的淺藍色，有深藍色的邊。另一捆里信紙顏色不一，上面有縱橫交錯的女人筆跡，筆道很粗，很潦草。我不禁猜測這是誰的筆跡。一剎那間，我內心激烈地鬥爭起來，我真想仔細察看那兩捆信件，可是又竭力抵制這種誘惑。遺憾地說，我好人的一面佔了上風。可是當我把這些信放在壁爐爐柵上燒的時候，有一頁淺藍色信紙散落下來，在火焰的酷刑下向後彎曲，就在摧毀性的黑色爬滿它之前，有幾個字在火光中完全顯露出來，然後跌落下去，一切都結束了。
我疲倦地坐到一張單人沙發上，思索了一會兒。我剛才看見的字是俄語，是一個俄語句子的一部分——實際上，這幾個字本身並沒有什麼意義（別以為我想從這偶然的火光里發現小說家構思情節的粗淺意向）。它們的字面意思譯成英語是「您的方法總要找到……」——讓我感興趣的不是這幾個字的意思，而是它們是用我的母語寫的。我一點都不知道她是誰，那個給塞巴斯蒂安寫信的俄國女人，她的來信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