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巴斯蒂安·奈特於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在我的祖國以前的首都。我在巴黎時，一位俄國老夫人偶然給我看了她過去的日記，不知為什麼，她請求我不要透露她的姓名。（從表面上看）那些年沒發生過什麼大事，因此記載日常瑣事（這一向是自我維護的不高明方法）無非是簡要描述當天的天氣；在這方面我驚奇地注意到，國君們的私人日記主要記載的也是同樣的題材，無論他們的國家遇到什麼樣的麻煩。命運總是在無人理睬時才顯出其本色，這一次人家主動給我提供了信息，這信息我自己大概一輩子都捕捉不到，即便是事先選定的獵物也捕捉不到。因此，我可以正式宣告：塞巴斯蒂安出生的那天早晨晴朗無風，氣溫是（列氏）零下十二度……然而那位好心的夫人認為值得記載的僅此而已。我想了想，覺得實在沒必要替她隱瞞姓名。看來她根本不可能讀到這本書。她的名字過去是、現在還是Olga Olegovna Orlova ——三個字的開頭都是「O」，形狀像雞蛋，而且押頭韻，我要是不把這個告訴大家，那就太遺憾了。
老夫人的日記枯燥無味，沒去過聖彼得堡的讀者無法從她的描述中了解那個冬日所包含的種種快樂。天空萬里無雲，實在難得一見，上蒼的意圖不是讓它暖人身體，而是讓它悅人眼目；寬闊的大街上，雪橇轍印在軋得很結實的積雪上閃著柔和的光，轍印中央因混有許多馬糞而略呈黃褐色；一個戴圍裙的小販在叫賣一把色彩鮮艷的小氣球；房子的穹頂曲線柔和，粉末狀的白霜使穹頂的鍍金變得暗淡；公園裡的杉樹上，每根細小的枝條都鑲上了白邊；冬日裡的車輛發出摩擦聲和叮噹聲……順便說一句，當你看著一張帶照片的舊明信片（就像我為了讓頑童般的記憶力多高興一會兒而放在書桌上的這張），會想到俄國公共馬車雜亂無序的情況，這多麼奇怪呀。那些公共馬車隨時隨地任意轉彎，因此在這張塗色照片上你看不到現代常見的那種具有自我意識的直線車流，只能看到藍天下一輛輛四輪敞篷馬車在夢幻般寬闊的大街上任意穿行，那藍得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空在遠處自然地融進一片你已司空見慣的粉紅色光暈之中。
我一直沒能搞到塞巴斯蒂安出生的房子的照片，但是我很了解那所房子，因為我就是在那裡出生的，比他晚大約六年。我和塞巴斯蒂安為同父所生，父親與塞巴斯蒂安的母親離婚後不久就再婚了。奇怪的是，古德曼先生寫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悲劇》（一九三六年出版，後面會詳細提及）一書中竟隻字未提這第二次婚姻。因此，讀過古德曼那本書的讀者一定會認為我這個人並不存在，不過是一個虛假的親戚、一個嘮嘮叨叨的不速之客；可是塞巴斯蒂安本人在他最具自傳性的作品（《丟失的財物》）中，卻講到了我的媽媽，說了一些好話——我認為媽媽受之無愧。塞巴斯蒂安去世後，英國報刊說他的父親是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決鬥中被殺的，這也不確切；事實上，父親胸部的槍傷逐步好轉，可是整整一個月之後他突然得了感冒，他的肺部尚未完全癒合，沒抵擋住感冒的侵襲。
父親是一個優秀的士兵，一個熱心、幽默、情緒高昂的人，他生性愛冒險，不安於現狀，而身為作家的塞巴斯蒂安正是遺傳了這種性格特點。據說去年冬天在南肯辛頓的一次文學午餐會上，當人們聊起塞巴斯蒂安·奈特英年早逝的事時，一位著名的老評論家（我一向仰慕他的天才和學識）說：「可憐的奈特！他實際上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用蹩腳的英語寫作的乏味的人，第二階段——用乏味的英語寫作的心灰意冷的人。」這是一種惡意的嘲諷，其惡意不僅僅表現在一個方面，因為議論一個已故作家並對他的作品妄加評論簡直太容易了。我相信，這位小丑回憶起那句玩笑話來是不會感到驕傲的；現在更是如此，因為他在評論塞巴斯蒂安·奈特幾年前的作品時表現出了更大的剋制。
然而，必須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講，塞巴斯蒂安的生活雖然遠非乏味，但缺少他的文風所具有的那種巨大的活力。我每次打開他的書，彷彿都能看見我父親衝進屋子——父親總是猛地推開門，一下子就撲向他想要的東西或他所愛的人，這是他特有的作風。我對父親最初的印象總是伴隨著一種喘不過氣的感覺：我覺得自己突然從地板上升騰起來，手中的玩具火車還有一半拖在地上，大吊燈的水晶掛件就垂在我的頭旁邊，險些碰著我。他會突然把我放下，就像把我提起來時那樣突然，就像塞巴斯蒂安的散文體作品突然席捲讀者，又讓其驚恐地跌進下一個瘋狂段落的歡快的突降描寫 之中。還有，我父親最愛說的一些俏皮話似乎也突然成了美妙的花朵，出現在奈特最典型的小說如《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或《有趣的山》之中。《有趣的山》可能是塞巴斯蒂安最好的作品，講的是一個優美怪異的故事，總讓我想起一個孩子在睡夢中大笑的情景。
我的父親是在國外遇見弗吉尼婭·奈特的，據我所知是在義大利，那時他還是個年輕的近衛軍士兵，正在休假。他們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九十年代早期，與在羅馬進行的一次獵狐活動有關，但這事我究竟是聽媽媽說的呢，還是看見家庭照相簿上的幾張褪色照片時下意識地想起來的呢，我實在說不好。父親追求了弗吉尼婭很長時間。弗吉尼婭是一個有錢的紳士愛德華·奈特的女兒；關於愛德華·奈特我只了解這麼一點點，但是從嚴厲任性的祖母（我還記得她的扇子、手套、冰冷蒼白的手指頭）強烈反對他們結合，並且在我父親再婚後還不厭其煩地講述她反對那段婚姻的情況來看，可以推斷，奈特家族（不管他們是幹什麼的）並沒有達到俄國舊政權那些穿紅高跟淺色靴子的宮廷貴族們所要求的標準（無論是什麼樣的標準）。我也不能肯定父親的第一次婚姻與他的軍團的傳統是否沒有衝突——不管怎麼說，他真正的軍事業績只是從對日戰爭 才開始的，那是在他的前妻離去之後。
我失去父親的時候年紀還小；媽媽是在很晚的時候，在一九二二年，也就是在她接受最後一次手術前幾個月，才把她認為我應該知道的幾件事告訴了我，手術後她就去世了。我父親的第一次婚姻並不幸福。那個妻子是個很怪的女人，無所顧忌，毫不安分——但不同於我父親的那種不安分。我父親的不安分表現在持續不斷的追求，達到目的後才改換目標。而她的不安分則表現為半心半意的追求，變化無常，漫無目的，有時突然轉向，遠離目標，有時中途忘掉目標，就像你把雨傘忘在出租汽車上一樣。她在某種程度上是喜歡我父親的，至少可以說是一陣一陣地喜歡，而有一天她覺得自己可能愛上了另一個人（那人的名字我父親始終沒能從她嘴裡打聽出來），就突然離開了丈夫和孩子，就像雨點突然滑下山梅花的葉尖。剛才還承載著晶瑩雨珠的葉片突遭遺棄，微微地向上顫動，這情景一定使我的父親極度痛苦。我不願意想像那天在巴黎一家旅館裡發生的事情：塞巴斯蒂安才四歲，由一位表情茫然的保姆照看著，父親則把自己鎖在房間里，「那種完全適合上演最慘的悲劇的特殊旅館房間：一個擦得鋥亮的停擺鐘表（指針停留在兩點差十分，活像塗了蠟的兩撇鬍子）罩在半圓形玻璃罩里，擺在令人厭惡的壁爐架上；一扇法國落地長窗，在窗玻璃和薄布窗帘之間有一隻蒼蠅亂飛；一張旅館專用信紙，放在一疊多次使用過的吸墨紙簿上」。這是《穿黑衣的白化病患者》里的一句話，雖然從文本上講它與那次災難沒有任何關係，但仍然保存了一個孩子對久遠苦惱往事的回憶，那孩子在凄涼的旅館裡站在地毯上，無事可做，有的只是奇怪地擴展的時間，那錯失的、無序擴展的時間……
遠東的戰事讓我父親得以參加一種快樂的活動，這種活動雖然沒讓他忘記弗吉尼婭，但至少幫助他重新找回了生存的價值。他那活躍的自我主義只不過是男性生命力的一種形式，因此與他的慷慨本性是完全一致的。在他看來，不要說自我毀滅，就是長久的悲傷也一定是件卑鄙的事，是可恥的退讓。他在一九〇五年再婚時一定感到滿足，因為他在與命運抗爭中佔了上風。
一九〇八年，弗吉尼婭又出現了。她是一個執著的旅行者，總是到處遊歷，無論是住小旅店還是豪華賓館都覺得像在家裡一樣，因為「家」對她來說不過是持續變動中的舒適場所而已。塞巴斯蒂安就是從她那裡繼承了對火車卧鋪車廂和歐洲特快列車的一種奇怪的、幾乎是浪漫的深情，他喜愛「夜間藍色燈罩下拋光面板發出的輕柔噼啪聲、列車在朦朧中到達旅客猜測的車站時車閘發出的悲哀長嘆聲、雕花皮窗帘的向上滑動（隨即露出了站台、推行李車的男人、奶白色圓形路燈罩以及一隻圍著它飛的白蛾）、一把看不見的鎚子檢測車輪發出的噹啷聲、列車進入黑暗時的滑動、一瞬間瞥見的景象——明亮的車廂里，一個孤獨的女人在藍絲絨座位上撫摸著旅行包里銀光閃閃的東西」。
弗吉尼婭是在一個冬日乘坐北方快車來的，事先誰也沒有通知；她派人送來一封措詞唐突的簡訊，要求見她的兒子。當時我父親正在鄉下獵熊，我媽媽就悄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