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這部小說的俄文書名《瑪申卡》（Mashenka）——「瑪麗亞」（Maria）的次派生昵稱——幾乎無法合理地音譯出來（重音在第一個帶「a」的、讀音和在「ask」中的「a」一樣的音節上，再加上一個像在「mignon」里的讀音齶音化的「n」）。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替代名（Mariette？抑或May？）的時候，我決定用《瑪麗》（Mary），這個名字似乎和俄文書名所具有的自然純真最相匹配。
《瑪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我是在柏林開始寫這本書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結婚後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圖書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兩年後出了德文版（烏爾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沒有讀過。除此之外，在長達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難忘的時間裡，沒有再出現譯本。
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小說中，這樣做與其說是由於現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後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是我接受的極少數的一般規則之一。我的《說吧，記憶》（始於一九四〇年代）的讀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憶和加寧的回憶之間有著某些相同之處。他的瑪麗和我的塔瑪拉是孿生姐妹，都有祖傳的林陰道，奧列傑日河流淌在兩本書中，今天的羅日斯特維諾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鵝版（《說吧，記憶》，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簡直就是小說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當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後寫自傳第十二章的時候，並沒有查看《瑪申卡》；而現在當我查看了以後，這個事實讓我著迷：儘管有添加上去的虛構成分（例如和村子裡的小流氓打架，或在無名小鎮螢火蟲間的幽會），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傳作者的一絲不苟的忠實敘述中，包含著更為濃烈的個人現實的精華。起初，我不明白怎麼可能這樣：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節和誇耀地虛構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讓兩個人物出現在瑪麗的信里）的同時，怎麼還能保留住自己的經歷中那激動人心之處，以及那悅人的氣氛；我感到特別難以相信的是，文學中的模仿竟能和純粹的真實相爭。但是解釋起來其實很簡單：和《說吧，記憶》里的我相比，加寧距離他的過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於俄國非同一般地遙遠，由於思鄉在人的一生中始終是你痴迷的伴侶，我已習慣於在公眾場合忍受這個伴侶的令人斷腸的怪癖，我承認自己對這部處女作在情感上的強烈依戀，絲毫不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無知和缺乏經驗的產物，任何一個評論家都能夠很容易地開著玩笑就列出表來，但是對我（在這個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來說，裡面的幾個場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養病，穀倉音樂會，划船）；如果我當時想到了的話，就會把這些場景完整地移到後來的作品中去。與格倫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識到，我們的翻譯應該忠實於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譯不是我的文本時我會堅持的那樣忠實。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譯成為King，Queen，Knave（《王，後，傑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所使用的輕浮專橫式修改翻新，在這裡是無法想像的。我認為惟一需要作出調整的，僅限於在那麼三四段中暗指俄國慣常事務的簡短的詞語（對於同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對於外國讀者是無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寧按儒略曆計算的日期改為按通用的公曆計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們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須以下面的囑咐來結束這篇序言。正如我在《時尚》的一次採訪（一九七〇年）中回答艾倫·塔爾梅提出的問題時所說：「一個作家的傳記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異乎尋常的經歷的記錄，而是具有他的風格的故事。只有從這個角度，人們才能恰當地評價我的第一個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達之間的關係，如果有關係的話。」我不妨說，她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我另外的話和仍舊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個偽信條有關。儘管一個傻瓜會爭辯說e 是ane 的夢幻般的變換字母順序的變音詞，我還是勸維也納代表團 的成員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花費在分析本書第四章結尾處克拉拉做的夢上。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一九七〇年一月九日